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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晉末年，天下大亂，瑯琊王司馬睿奉命出鎮江東，來到建康，在以王導為主的北方士族以及江東士族支持下建立東晉政權。

    北方士族以王謝袁蕭為主，而南方本土士族以會稽四姓，虞(虞翻，東吳騎都尉)、魏(魏騰，東吳會稽功曹)、孔(孔愉，孔子后裔，東晉車騎將軍)、謝(謝奉，東晉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與吳郡四姓顧(顧雍，東吳肅侯、丞相、平尚書事)、陸(陸遜，東吳昭侯，丞相)、朱(朱桓，東吳嘉興侯、前將軍、青州牧)、張(張溫，議郎、選曹尚書，太子太傅)并為江南頂級世家大族。

    江南本土這八大門閥皆是以文立身，除了這八家外還有義興周氏和吳興沈氏，這兩家是以武強宗，素有「江左之豪，莫強周沈」之稱。

    義興周氏源于三國時期吳國裨將軍、鄱陽太守周魴，周魴生周處，周處生周玘、周札。吳興沈家則源自東漢海昏侯沈戎吳興沈氏(沈戎有三子，沈慶之所支是沈戎三子沈景，而沈林子、沈田子一脈源于沈戎次子沈滸)。

    東晉時期，吳興沈氏沈充豪富，曾在龍溪（今鐘管鄉西南）鑄小五銖，世稱「沈充五銖」、沈郎錢，至今仍在市面流通。

    除此之外，當時的南方士族還有賀（賀齊）、盛（盛憲）、張（張昭、張纮）、周（周瑜）、諸葛（諸葛瑾）、步（步騭）、嚴（嚴峻）、胡（胡琮）、薛（薛綜）、闞（闞澤）、吾（吾粲）、紀(紀亮)、戴(戴烈)、丁(丁固)、陶(陶基)、甘(甘寧)等諸多門閥。

    司馬睿率北方士族南來，用王導對江東士族即拉攏又打壓，以文立身的八族在朝堂之上受到排擠，侍中、尚書仆射、錄尚書事、揚州刺史等顯要官職，鮮有江東士族出任，江東士族門第逐漸淪為配角，朝堂被王、庾、桓、謝等北方門閥輪流執掌。

    當初，義興周家的周玘(除三害的周處之子)與王導合作，聯合顧榮、賀循等江東士族，平定了石冰、陳敏、錢璯等人叛亂，被譽為「三定江南」。由于北方士族對南方門閥的排擠，讓周玘心懷怨望，與江東士族密謀發動政變，事泄憂憤而死。

    而同為豪強的吳興沈家則被王敦拉攏，參與王敦之亂被平滅，事敗后沈充身死，吳興沈家淪為刑家。直至沈充之子沈勁固守洛陽戰死，東晉朝廷嘉其忠勇才對吳興沈家解除禁錮。沈勁一枝是沈慶之的先祖。

    江東本土門閥對晉室的態度不一，余姚虞氏在晉室南渡后，利用家族在當地的影響力，積極幫助司馬氏鞏固政權，因此得到司馬氏重用，虞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侍中、武昌縣侯)、虞喜(大儒，授散騎常侍不就)、虞預(散騎常侍、平康縣侯)、虞仡(左將軍司馬)、虞嘯父(侍中)等大批虞氏子弟在朝廷為官。

    王敦造反之時，虞潭在余姚養病，聽聞沈充跟隨王敦起軍反叛，在當地募宗族萬余人前去勤王，足見虞家勢力，余姚虞氏為會稽四姓之首。

    然而，滄田桑海、世事變遷，興盛一時的虞家因為虞嘯父響應王廞之叛開始沒落，而孔家孔靖因為與劉裕交好成為會稽四姓之首。

    宋公劉裕在三吳之地試行土斷，虞家家主虞亮隱匿部曲千余人，被劉裕誅殺；外兵侍郎虞達被外放湘州營陽郡太守，余姚虞家已日薄西山了。

    虞亮被劉裕處死，其弟虞平接任家主，此時的虞家已然破敗不堪。大量的部曲從族中入籍為民，千余頃田地被查抄入公，族中旁枝紛紛鬧著要分家，暗中瓜分族中產業，有的甚至偷偷將自己經手的族業變賣出售。

    即便如此，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余姚城內數條街道兩旁的商錢為虞氏所有，城西近千余頃田地和山林是虞氏的產業。然而無數雙血紅的眼睛正盯著虞家的產業，準備從虞家身上撕咬下肥美的血肉。

    虞平沒有住在城中宅院，而是在城西莊園中。今年風調雨順，稻田豐收，每畝可收二百四十余斤稻谷。族中人手不足，虞平只得雇請民伕幫著收稻。

    余姚縣令董光派吏員前來收取田稅，稱宋公在京口募軍，今年田稅每畝三石，虞家有八千畝地，總共要納田稅二萬四千石，加上各種雜捐，交給的田稅已經超過三萬石，再算上雇工、拉運等費用，將近占到收成六至七成，而虞家興旺時不會超過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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