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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第一組證據(jù)真實性有異議，純屬誣告，陷害之詞，請求司法機關認真查實，追究孫憲明誣陷他人的法律責任；對于第二組證據(jù)真實性無異議，但被告人張巧兒自始至終均沒有承認盜竊事實，這組證據(jù)正好可以證明張巧兒是無罪的；對于第三組證據(jù)真實性無異議，但不能排除合理懷疑。達不到公訴方的證明目的。既然小提箱上留下唯一的非被告人指紋是收銀員馬一萍的，而對方也陳述出事時馬一萍已下班多時了，那這個小提箱是怎么到了被告人手中的呢？被告人是如何知道這個手提箱存放位置的？手提箱是被放在二樓財務科的，樓梯上為什么沒有留下被告人張巧兒的足跡？張巧兒既然是盜竊，怎么可能將贓物不加任何隱藏，而直接放在床上？這些證據(jù)都無法解釋！”阿蠻質(zhì)證道。

    “眾所周知，任何案件的證據(jù)都不可能做到密不通風，絕對閉環(huán)，受證據(jù)形成環(huán)境、時間等多種客觀限制，樓梯上沒有發(fā)現(xiàn)被告人張巧兒的足跡屬正常現(xiàn)象。至于張巧兒未藏臟物，因為發(fā)案短，她還未來及！不能據(jù)此就否認張巧兒犯盜竊罪的事實。張巧兒供述稱是被害人贈與，明顯不屬實。既然是贈與物，還需要采取破壞式的開鎖手段嗎？被告人的供述與鎖具物證損壞鑒定報告明顯矛盾。這說明張巧兒的供述是為自己開脫責任。”公訴人余松平不慌不忙地質(zhì)辯道。

    “被告人張巧兒，你對上述證據(jù)有什么要說的嗎？”董興才用征詢的目光掃了一眼張巧兒。

    “送我東西的人，我當時也不認識。后來才知道叫孫憲明、孫江。當時，他們二人都戴著手套，不可能留下指紋。當時鎖具是否壞了，我也沒注意。他們也沒有給我玥匙。反正那鎖具也不是我破壞的。那是孫憲明故意設下的圈套，我一個普通的老百姓怎么能識破它呢？總之，壞人的話不能聽，這是連普通老百姓都明白的道理，你們?yōu)槭裁淳筒幻靼啄兀俊鼻蓛杭钡馈?

    “辯護人有什么證據(jù)能夠證明被告人所說的贈與這一觀點嗎？”審判長董興才繼續(xù)問道。

    “沒有。”阿蠻回道。

    “辯護人有什么證據(jù)能夠證明孫憲明誣告陷害被告人張巧兒？”董興才又問。

    “沒有。但我方?jīng)]有自證清白的義務。我們?nèi)匀徽J為公訴方證據(jù)不足！”阿蠻仍回道。

    ……

    “剛才控辯雙方針對定罪部分已作了充分辯論，現(xiàn)在請控辯雙方就量刑方面發(fā)表辯論意見？”董興才庭長指揮道。

    “被告人張巧兒犯罪后拒不認罪，認罪態(tài)度極差，說明其無任何悔罪表現(xiàn)！應該從重處罰。建議判刑五至七年。”公訴人余松平厲聲道。

    “不是被告人張巧兒不認罪，而是她根本就沒有犯罪！迫于孫憲明的壓力，雙方已達成和解協(xié)議，并且已經(jīng)履行。上述材料已在偵查階段向公安機關提供。如果法院認定張巧兒構(gòu)成犯罪，上述情節(jié)也從客觀上降低了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因此應該從輕或免除處罰。”阿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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