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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陽乃南明兩個政治中心之一，孫可望的反叛固然讓南明元氣大傷，但也讓昆明與貴陽這兩個政治中心又合二為一，而以大西軍為核心的明軍在實力上并未傷筋動骨，如果君臣齊心，這未必不是夯實內功，整肅捏合的好時機。

    可是這一大好機會，讓南明白白浪費了，李定國與劉文秀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內斗。

    并且隨著劉文秀四月二十五號病死于昆明，這一裂痕非但并沒有因此愈合，反而更加擴大，劉文秀的部下皆不愿接受這一結果，認為是李定國，甚至是大明朝廷逼迫太甚，以至于劉文秀郁郁寡歡，含恨而終，皆不愿為李定國驅使效忠。

    這一情緒爆發蔓延，也導致了南明的戰力銳減。

    許多士兵以及中下層軍官已經厭倦這無休止的內斗傾軋，紛紛消極備戰。讓清軍長驅直入，不費吹灰之力就攻下了貴陽。

    消息傳到了昆明后，群臣大驚，惶恐不安，連帶著開始紛紛指責李定國不顧朝廷大局，挑起黨爭，以至于劉文秀含恨，貴陽淪陷，實乃誤國之賊。

    這等危機時刻，正是要相忍為國，同舟共濟才是，南明這艘大船已經是破洞百出，半截船已經入水了，但船上的人依舊不顧生死的想再鑿幾個洞。

    這一切讓李定國的脾氣又上來了，憤然的撂挑子，將軍務政務全部扔給內閣六部，躲在晉王府上閉門不出。

    當朱由榔得知洪承疇下貴陽，吳三桂克遵義，趙布泰據都勻后嚇得魂飛魄散，皇宮內的宮女太監見到朱由榔這表現也是六神無主，這兩日悄悄逃亡的也不在少數。

    清軍如此輕易就得到貴州，下一步就是昆明了，朱由榔想到這里，知道已經逃無可逃，這里已經是最后的絕境了。

    而眼下朝政紛亂，李定國又負起不出，昆明人心惶惶，一副末日景象。

    朱由榔痛定思痛，決心給洪承疇與吳三桂各寫一封信，讓他們不要逼迫太甚，別忘了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

    自二十歲起，朱由榔就東躲西藏，懦弱自負，毫無主見，但也所見所行自有一番肺腑。

    寫的這兩封信也是情真意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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