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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蓉說完，乾明帝開口道：“管仲曾將人分為士、農、工、商四階，分級而治之。階級一詞，你用的很好。然只有背叛階級的個人，而沒有背叛階級的階級，此做何解？”

    “回陛下，是利益。先秦《六韜引諺》中講，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如我等勛貴，為統治階級。享受富貴、地位和常人不可求的機遇，此皆陛下所賜也。為了這些權利，勛貴也一定會牢牢依附于陛下身旁。”

    “嗯，不錯，繼續。”乾明帝點了點頭，開口道。

    賈蓉斟酌片刻，說道：“殘明第二大疾則是經濟崩潰。在草民看來，明朝自立國起，就注定會經濟崩潰。”

    “然，經濟崩潰其中又涉及到很多，如階級相爭、土地兼并……”

    “明朝立國之初，有田約八億五千萬畝，田賦三千萬石。宣德時期，江南抗議稅收過高，宣德皇帝減免江南稅收三百萬石，自此，明朝一年田賦約為兩千七百萬石。草民曾算過，此田賦稅率約為百分之三，甚至比漢朝時期的十五稅一還要低一半。”

    “按理說，這樣低的賦稅，百姓必然是安居樂業，國家應當蒸蒸日上，觀史卻又并非如此，何也？”

    “受限于氣候，如有災害，百姓欠收，為了生計，必然要拖欠田賦。地方官員為了名聲，也要朝廷減免賦稅。而朝廷出于賑濟、安穩民心以及實際的收稅阻力，免不得要減免一些賦稅。這一來一回間，地方便有了積欠，國家就有了虧空。”

    “還有，一旦出現天災，必然導致土地兼并。本來需要繳納田賦的農民，丟失了自己的土地，成為流民。而大戶們各種黑箱操作，逃稅、避稅。這必然導致明朝的稅收達不到賬面上的數目。”

    “除了田賦，便是商稅。明初，明太祖有言，商稅，三十而取一，過者以違令論。此稅在草民看來，收的太低。”

    “而且明朝的收商稅的能力極其低下，一是無核定的明目，二則是朝中為官者，多為商人子弟或與商人相互勾結者。”

    “科舉取士，士子需要時間學習，必然導致家庭缺少主要勞動力。再加上筆墨紙硯價值不菲，是故商人之子相比較于常人，更易取得功名。到后期，商人甚至主動資助家境貧寒，卻有天分的士子。等到這些士子鯉魚躍龍門，為官以后，又會回報商人。”

    “而且，官僚集團在積累財富的方式上也早與古時不同。由囤積土地，轉向投資商業。可以說明朝的大部分文官已經成了商人階級的代表。如此，國家則收不上稅。”

    “田賦收不足，商稅收不上。是故，明朝必亡于經濟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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