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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逐漸蘇醒的利益社會，連這些事情都不能做的話，那企業的路走的該有多艱難。

    ‘賀禮’并沒有多問，負責審問的中年男人轉到了正題，“創辦子公司的事是怎么開始的，你跟子公司的負責人又是什么關系？”

    陳子昂說，別讓她什么都往身上攬。

    但這些事那個不是她的手筆？

    那些人，那個不是為了配合她？

    “不知道，”李紅旗閉上雙眼，任由內心的情緒翻騰。

    她昨天問了陳子昂都做了哪些安排，但是時間有限，她什么都沒能得知。只憑借這他一句‘就算為了他，也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朝自己身上攬，’李紅旗才回答了不知道。

    踩在刀刃上走到了這一步，她李紅旗死了不要緊，但她不能連累其他人。

    “子公司的事是我找人做的，轉移資產也是我做的，就算其他人有涉及，也是被逼無奈，我是主謀，我威脅了他們，你們可以給我定罪了。”

    這樣的話，幾乎每次審問李紅旗都會說一遍。

    “你想定罪的態度是對的，但是你要把這里面的事情一五一十的交代清楚，事情是怎么做的，誰做的，哪個環節誰負責，都說清楚，”叫老譚的男人聲音中帶著凌厲。

    李紅旗沉默應對。

    這次的審問幾乎又像往常一樣陷入到了沉默的境地。負責審問的中年男人，給老譚使了個眼色，示意他稍安勿躁。

    中年男人又問：“3月初那天，你在做什么？”

    “不知道。”

    沒有什么特殊代表的日子，誰又能記得住呢？

    “你好好想想，”男人提醒。

    李紅旗揉了揉泛酸的雙眼：“月初，我應該在工廠上班兒。”

    “記下來。4月12，那天在做什么？見沒見什么人？”

    問完4月，問5月，6月，像是要把今年所有的月份都問一遍一樣，李紅旗不知道他們這樣問的目的，想不起來多數時候回答的都是在工廠上班。

    隔天，審問繼續，這次是審問賬目上模糊不清的地方。

    無休止的讓她交代子公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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