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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年四月，因靈太后胡氏毒殺孝明帝，北境酋帥爾朱榮南下洛陽，本是伐叛匡主的義舉，卻因為之后發生的河陰之變，讓此事成為歷史聞名的鬧劇與慘劇。而之后發生的南朝侯景之亂，亦不乏踵此前跡之嫌。

    爾朱榮南下之際，河北葛榮所率領的六鎮兵變尚未平定、且叛軍聲勢正值雄大，因此爾朱榮也不可大軍盡出，仍需留置相當兵馬以防守其并肆老巢，隨其奔赴洛陽者不足萬眾。

    此時的北魏朝廷內憂外患，河北、關隴的叛亂牽扯了大量的兵力，洛陽的守備力量并不充足，但也不可以說是全無設防。

    聞知爾朱榮舉兵南來，北魏靈太后胡氏并其黨徒遣黃門侍郎李神軌為大都督，鄭季明、鄭先護守河橋，武衛將軍費穆屯小平津，可見當時洛陽仍然不失基本的防護力量。

    但當爾朱榮兵臨城下時，鄭先護、費穆開門納榮，李神軌不戰而退，以至于洛陽北面門戶大開，爾朱榮兵不血刃的便直抵洛陽。

    而在洛陽禁軍整體倒戈之前，爾朱榮已經先于河陽迎立北魏宗室、長樂王元子攸為帝，即就是北魏孝莊帝。

    有關此事，還有一段趣聞：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及倉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高祖及咸陽王禧等六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為主，惟莊帝獨就。

    爾朱榮生性迷信，逢事必卜，在河陰之變后也為自己鑄像，數鑄不成才放棄稱帝想法。當然，內里自然還是有著更深刻的政治原因。

    長樂王元子攸在諸北魏宗室當中脫穎而出，被爾朱榮選為新君人選，或有一部分迷信的緣故，但更重要的還是元子攸并不是一個全無政治根基的閑散宗室。

    史載元子攸：幼侍肅宗書于禁內。及長，風神秀慧，姿貌甚美。拜中書侍郎、城門校尉、兼給事黃門侍郎，雅為肅宗所親待，長直禁中。遷散騎常侍、御史中尉。孝昌二年八月，進封長樂王。轉侍中、中軍將軍。三年十月，以兄彭城王劭事，轉為衛將軍、左光祿大夫、中書監。

    在孝明帝一朝，元子攸既擔任過黃門侍郎、中書監等要職，又擔任過中軍將軍、衛將軍等禁軍顯職，文武都有相當基礎。

    其所擁有的政治資源，顯然可以補充爾朱榮在朝中根基薄弱的劣勢，大大提高此番政變的成功率。

    這也成為之后孝莊帝得以反殺爾朱榮的行事基礎，究其原因就在于爾朱榮政治資本的不足，讓他不能選擇一個絕對的傀儡。

    而元子攸也苦胡氏久矣，當爾朱榮派遣親信前往洛陽接洽時，雙方一拍即合，不久后元子攸便遁出洛陽，前往河陽被爾朱榮擁戴為帝。

    有了這樣一個甚允人望的新君人選，爾朱榮在洛陽便不可謂無所援應。

    至于洛陽禁軍的群體倒戈，原因也很豐富，除了元子攸和爾朱榮各自在禁軍體系中的人脈影響之外，還在于從北魏后期便愈演愈烈的文武解體。

    北魏孝文帝南遷洛陽，繼而展開轟轟烈烈的漢化改革，此事眾說紛紜、褒貶不一，或謂政體之倒退、亡國之開端，以文明為衰源，難免就有些偏激。

    無論文明或野蠻，一個政體之成熟，需要有循序漸進的過程。

    東漢末年本就文明分徑之始，至魏晉而入歧途，南朝之所相繼，糟粕實多。北魏政權之進程，顯然并無分辨良莠之底蘊，其統治階級自愚昧而驟入典章，失于迅猛，拙于自糾，步子太大、要害分離。

    早在公元519年，北魏洛陽羽林軍便曾爆發動亂。

    《魏書》卷六四《張彝傳》詳盡記述了這一過程：“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別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在清品。由是眾口喧喧，謗讟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神龜二年二月，羽林虎賁幾將千人，相率至尚書省詬罵，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石擊打公門。上下畏懼，莫敢討抑。遂便持火，虜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為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極意，唱呼嗷嗷，焚其屋宇。始均、仲瑀當時逾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群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毆擊，生投之于煙火之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唯以髻中小釵為驗。仲瑀傷重走免。彝僅有余命，沙門寺與其比鄰，輿致于寺。遠近聞見，莫不惋駭。……官為收掩羽林兇強者八人斬之，不能窮誅群豎，即為大赦，以安眾心。”

    這一次事變因排抑武人而爆發于畿內要害，但北魏朝廷卻不能窮誅群豎，足見政權裂痕之深、分崩在即。

    爾朱榮以邊境武人而入朝，洛陽禁軍全面倒戈，亦足以說明在文武解體愈演愈烈的當下，內外武人們基于政治失意的共同處境，已經達成以武力破局、重新獲取政治地位的共識。

    這其中，時任洛陽禁軍武衛將軍的費穆，不只舉戈投降，更直接勸說爾朱榮大殺洛陽群臣。

    穆潛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今長驅向洛，前無橫陳者，正以推奉主上，順民心故耳。既無戰勝之威，群情素不厭伏。今以京師之眾，百官之盛，一知公之虛實，必有輕侮之心。若不大行誅罰，更樹親黨，公還北之日，恐不得度太行而內難作矣。”榮心然之，于是遂有河陰之事。

    費穆曾與爾朱榮有舊，或謂心腹進言以殺立威，但其所言“公還北之日”語，說明在其構想中，爾朱榮此番南來最終結果不應是入朝秉政，而是仍然歸鎮地方。

    據此，這一番進言更像是費穆代表洛陽禁軍系統與爾朱榮進行的一次談判和交易，即就是大行誅罰，以殺立威，從而整體抬高內外武人在北魏朝廷的政治地位與話語權。

    爾朱榮起兵伊始，與六鎮豪強達成伐叛匡主的政治共識，于河陽擁立孝莊帝元子攸，獲取到北魏朝廷一定政治資源的支持，又與洛陽禁軍進行了大行誅罰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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