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通常是指一個國家為了實現其對外政策，以和平手段對外行使主權的活動。中國古代稱外交為外事，清末稱外務，近代才開始使用外交一詞。近代的外交體系是由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訂而確立的，從西方擴散到全世界。不過此時才1622年，大明天啟二年。

    而對于傳統的中華封建王朝來說，外交從來都是與平等無關的，朝貢才是最高級的外交形式。中國對友邦的傳統外交政策是“厚其外交而勉之”，明代也一直是奉行“赍寶玉以親外交，市土地以厚與國”的政策。

    為了爭取更多的蒙古部落倒向自己的一方，大明與后金都開始了“大撒幣”政策。畢竟國家間最能相互吸引的，當然是利益。

    后金于東昌堡設宴，熱情的招待了蒙古諸侯，雙方把酒言歡。

    古木布臺吉獻良馬一匹，遂賜以重五十兩之酒海、孔雀翎蟒緞一疋……賜鑲嵌撒袋弓靶、鐫花腰帶一套、腰刀一把。

    初八日，賜古爾布什臺吉貂皮子三件，猞猁猻皮二件……并彩柜、豎柜、碗、碟等器皿具備。

    初八日，努爾哈赤命將平虜堡之四百三十四丁賜給蒙古恩格德爾額駙，揀選通曉漢語、心術公正且守法、謹慎之人，編為十戶。

    后金與東北地區蒙古諸部本就有姻親關系，所以雙方的外交形式，除了是國事，也帶有一部分家事、私人的形式。后金特意如此安排，這樣更能體現出兩者之間的親密。

    大茂堡備御王來賓給前來之二百蒙古人以酒肉，并曰:“爾暫退之，若知爾在此，恐必以兵來攻。”該蒙古人即退。其后，該堡備御率男丁七十人投后金。

    二月初十日，寡會接近尾聲，在“銀彈攻勢”的助力下，蒙金雙方的關系得到了鞏固，努爾哈赤在寡會上開始了他的演講:“著爾率兵往蒙古邊界駐守，有白土廠、清河、石河之人移戶口來者，令攜豕雞等諸物，一并遷往指定處所。

    上天眷我，以遼西以外之地畀我。邊外之蒙古，若越入邊內，我亦以出邊外報之，則我兩國結怨矣。若愿懷善心行善道，各歸原游牧之地，則我兩國可無事也!”

    并且下令曰:“著查點蒙古人之戶口，每口給糧四斗。”

    二月十四日，努爾哈赤書諭蒙噶圖曰:“著將右屯衛男丁，按漢游擊所得男丁數，賜與蒙古游擊巴布。至於右屯衛備御，則計備御之數，賜與男丁。男丁有馀則取之，不足則增之。”

    如此一來，后金徹底的將科爾沁等部落綁上了自己的戰車，科爾沁蒙古不但成為了后金的盟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確立了臣屬的關系。

    自此，復州以北，鎮江、長白山以西，大興安嶺以東的土地全部歸為后金所屬。

    而與后金與科爾沁不同，明朝與林丹汗蒙古之間的結盟談判更加露骨，雙方甚至是相互揭短以來壓價。畢竟后金與科爾沁已經成為了一個利益共同體，只不過結構松散，內部矛盾較大，需要整合罷了；而明蒙是兩個不相隸屬的個體，本身就存在利益沖突，只是為了對付后金而不得不聯合起來罷

    了。

    明朝官員的最好設想是封林丹汗為歸義王，如此一來給予其的一切都可以說成封賞，以求名義上的藩屏關系，但林丹汗有統一蒙古之野心，怎會愿居于人下，所以這個要求完全談崩了。

    而林丹汗則以“四十萬蒙古國之主巴圖魯成吉思汗”自居，表示“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邊止我一人”，希望與明成為兄弟之國，這自然也是大明所不能接受的。

    最終明朝支付林丹汗每年白銀萬兩，而林丹汗則需派兵2萬幫忙鎮守廣寧。事實上，這在一定程度是一份雇傭兵協議。

    為了讓蒙古倒了自己一方，除了“撤幣”還要展示自己的力量，證明自己值得投效。自己的“撤幣”是為了讓別人替自己流血，而不是當冤種。

    為了展示肌肉，雙方不斷相互襲擾，大規模的低烈度斥候戰不斷，不過一短短旬，雙方就各自傷亡百十人。

    就在明金雙方都習慣了每天都死幾個士兵的日子時，毛文龍卻是不甘寂寞，想要給后金整一個恨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