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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近西曾在廣州被抓，關進了局子里面。

    鄭近西一臉無所謂的表情：“何潮你別唬我了，我在深圳大街上大搖大擺地走上三天三夜，也不會有人查我……”

    “鄭總，你以前是開著豪車在深圳街頭飛駛，自然沒人查你。你現在出門左轉，前行100米，左轉，再走200米就是小林村，你再看看會不會有人查你證件。”周安涌領會了何潮的意圖，及時接話說道，“要知道，治安巡防員都是各村的村民，相當于各村的自衛隊。也得承認，他們查證巡防，是為了維護深圳的治安秩序。但林子大了，什么鳥兒都有，他們中也有一些人，打著查證的旗號，干一些敲詐勒索的勾當。尤其是有案底的人，落到他們手中，不死也得脫層皮。要么送到區拘留所，要么送去修鐵路，要么送去勞教……反正到時你和外界失去聯系，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別說當股東了，連一個正常人都當不了了。”

    鄭近西打了一個寒戰：“真的假的？周總你可千萬別嚇我。”

    “你是在香港呆久了，不知道深圳的厲害。”周安涌的話，并沒有夸大其詞，深圳近年來治安狀況連年走低，經濟不景氣造成了大量失業人員失業，其中游手好閑者為了生計，要么鋌而走險去搶劫，要么偷竊，一時深圳犯罪率急速上升。

    為了應對治安環境惡化的現狀，深圳市政府要求各村成立了治安巡防隊，隊員是各村村民。政府的初衷自然是好的，但由于各村的治安巡防隊素質參差不齊，就出現了不少不和諧的聲音。一些巡防員為了一些小利，敲詐勒索忘記帶證出門的人。

    深圳是移民城市，本地人很多，大多數是外來者。2000年時不比現在，都沒有出門帶證的習慣，許多本來擁有合法居住身份的人因為忘記帶證，一旦被抓住，就會罰上一筆。不但損失了金錢，還耽誤了時間。

    當然也有一些為了節省費用或是其他原因，沒有辦理暫住證的人。為了躲避巡防隊員，出門時，就像做地下工作一樣，先要在陽臺上向下觀望，看看下邊有沒有穿治安衣服的。如果沒有再下樓，到了樓梯口，還要再悄悄地四處張望一番，以怕被秘密埋伏在路邊的治安人員抓獲。

    然而，過了第一第二關，走不多遠，忽然聽到身后傳來一聲“查證”的斷喝，巡防隊員如同從天而降，將人抓個正著。

    何潮可以理解治安巡防員成立的初發點是好的，確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深圳治安環境每況愈下的局面，但由于具體執行的人私心過多，治安好了，卻變成了另外一種形勢的擾民，干擾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

    一直持續到2003年，發生了孫志剛事件，才引起全國性關注，并且呼吁廢除《收容法》。

    2003年3月17日晚上，任職于廣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孫志剛在前往網吧的路上，因缺少暫住證，被警察送至廣州市“三無”人員（即無身份證、無暫居證、無用工證明的外來人員）收容遣送中轉站收容。次日，孫志剛被收容站送往一家收容人員救治站。在這里，孫志剛受到工作人員以及其他收容人員的野蠻毆打，并于3月20日死于這家救治站。這一事件被稱為“孫志剛事件”。

    孫志剛死后，行兇者等人被判處死刑以及死緩，受到了法律的嚴懲，同時也引發全國范圍內對戶籍制度的拷問以及流動人口國民待遇的懸空問題。

    孫志剛的墓志銘寫道：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湖北黃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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