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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印度不一樣，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已經頒布專利法，規(guī)定對藥品的產品專利不保護，而只保護生產過程方法專利，這是一條無賴式的法律，直接從根面上限制跨國藥企，間接的保護了本國的仿制藥企業(yè)。

    后來，在印度加入wto后，必須要按國際規(guī)則行事，以前的專利法就失效了，印度就開始修改了專利法，開始保護藥品的產品專利。

    但印度還留了一條后路，就是對藥品專利強制許可和授權限制，就是允許發(fā)展中國家利用強制許可制度生產專利藥品。

    只要滿足條件，就可以對專利實施強制許可，可以合法生產仿制藥，并不受專利法的限制，但不能出口盈利，也才產生了很多走私的渠道。

    因為，不用耗費巨資研發(fā)藥物，可以直接生產仿制藥，成本可以降到最低，仿制藥的均價，可以做到專利藥的20%，甚至是可以做到10%，乃至于是更低，而劑量、安全性、效力、作用、質量及適應癥，都是完全相同的。

    正因如此，印度的仿制藥，才可以成為很多窮人的救命藥。

    而且，印度還是歐美藥企的試藥廠，對活人進行臨床藥物測試，參與人數是可怕的數字，而死亡人數也是一個觸目驚心，曾引起關于試藥、人權等諸多問題的討論。

    這也是專利實施強制許可的歷史因素，可以說這個權利，也算是印度用命換來的。

    因為，國情不同，印度可以在仿制藥上，光明正大的耍無賴，但臻國卻是不可以這樣做，還必須注意國際影響，種種原因導致類似仿制藥不能誕生。

    對于臻國來說，如果像印度這樣忽略專利法的話，是弊大于利，并不值得這樣做。

    而且，所有藥企都生產仿制藥，那還會有動力研發(fā)新藥，沒有藥企去研發(fā)新藥，醫(yī)藥行業(yè)根本不能發(fā)展下去，也會有越來越多的病人失去治愈的機會，這就是弊大于利。

    對于這種事情，蘇昱也是很無奈，不是他一個人就可以改變的。

    所以，他能做的事情，就拍好《我不是藥神》，稍微改變一下這種情況，就是他所能做的最大努力了。

    接下來的航程里，蘇昱都閉著眼睛，但他并沒有睡覺，而是在腦海里，想著到了印度后，怎么拍攝剩余的內容，早點拍完早點回家。

    而且，春節(jié)在即，他也不想在外面瞎逛。

    要是碰上什么意外，而不能及時回來過年的話，那蘇昱可是會悔到腸子都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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