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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驚訝地發現，其中一幅畫上有熊澤藩山對《易經》的一小段注解。熊澤藩山是江戶時期陽明學的著名思想家。這位島國人對中原文化有很深的研究。他對于《易經》的理解較之陸地上的我們有很大不同。

    比如：在中原文化里，“九五”用來指代至高無上的皇帝。但是在熊澤氏的理解里，“九五”在島國應該對應的是征夷大將軍。即便我們都知道，將軍是幕府時代的真正日本首腦。依照儒家的觀點，“九五”也不會被用來指代將軍，仍會被用來象征那個虛位君主。

    熊澤氏對《易經》的獨到理解不在于此。

    在中原文化里，一般都是采用了“易本為占卜而作”的傳統觀點。這個觀點來自宋代儒學家朱熹。就是那個被政敵攻擊為假道學的道學先生。這位大儒對后世儒家文化的影響非常大。

    熊澤氏則另有看法。他認為《易經》是用來“用于國家天下時言治道”的一門學問，而不是類似巫術百科全書的占卜學辭海。

    m君覺得，熊澤氏把《易經》視為了道，而朱氏把《易經》貶低為了術。以此而言，熊澤氏的認知更接近《易經》的本來面目。或許，這和熊澤氏陽明學家的身份有關。

    大概是陽明學天然就帶著否定理學的基因，島國的陽明學家們與同時代的中原學者相比，能不受程朱理學的思想束縛，以本真去追求《易經》這種文化的本來面目。

    其實，《易經》自身的文字就非常清楚的表明了一個事實。這本書是用來解釋國家政治的政治哲學著作，而不是一本用來查詢算命知識的命理工具書。

    比如：“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所謂“見龍在田”是指，在五、六月的時間段里，有雨適時的來潤澤田地。

    “利見大人”則是一個純粹的社會學概念。在《易經》里“九二”代表處士，也就是沒有功名的學子。“見大人”也就是見到能重用處士的當權者。這句話其實就是描述了一種良性的政治生態。寒門學子遇到了伯樂，得到了重用，有了施展自己才華的舞臺。這種情況就像是深埋著種子的田地遇到了白雨。對于一個國家而言，這種情況當然是有利于國家發展進步的。

    熊澤氏的理解與此類似，只不過他從中原“天地人”的概念里，衍生出了一個全新的理論，叫做“時處位”。嚴格來講，“時處位”不是熊澤氏的自創，而是他的老師創造出來的。但是，用這個來解釋《易經》是熊澤氏的首創。所謂“時處位”，簡而言之，就是“居九五之位，非賢君而不能行大事。時未至于也。”

    我們通過“時處位”就可以清晰看到熊澤氏對《易經》的基本態度。很顯然，這位島國學問家把《易經》當成是一種政治學說，而非神秘主義的詞典。m君真心覺得這才是《易經》這本書的本來面目，就像被人們曲解了幾千年的《道德經》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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