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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入秋季，隨著各地開始秋收，隨大漢遷都至長安的士族百姓也都慢慢適應在關中的生活。將益州拆分的三州在州刺史的治理下，也都步入正軌，或梳理日常工作，或是調整在編人員。

    或因調整行政區過于繁瑣，尚書臺調整了三州的考課制度，暫時取消了上計，改由各州自行管理各郡、縣的各項事務，以確保來年能夠正常地運轉。

    不過的話，劉禪派出了太子劉璿，讓他來督查各州情況，也為增進其治政能力。當然還有一個目的，即提高劉璿的個人威望。畢竟劉璿母族不貴，其妻族馬氏也處在衰弱當中，其還是需要更多的幫助和支持。

    “啟稟陛下，此乃太子所上奏疏。”郄正說道。

    劉禪接過奏疏，仔細閱覽了一遍，說道：“太子所言不無道理，讓尚書臺將各州郡近年以來變動之事整合，重新修訂《益州民政》，以便州府、郡縣官吏了解郡縣變遷事務。”

    “諾！”

    劉璿前往巴蜀督查三州的政務，其發現地方上新任官吏仍在使用十幾年前的《益州民政》作為他們的執政用書，其間書籍上的內容已經與現實里出現了偏差，特別在水利疏通上，大漢下達《田畝水利法》后，其間變化頗大，有些官吏還鬧出過笑話。

    顯然十幾年前的用書已經不適合當下的情形。劉璿發現后故上疏給劉禪，希望尚書臺能派人增訂修減《益州民政》，與時俱進，以適應當下州郡情況。

    “陛下，太常進言我大漢今下遷都長安，乃與舊時不同，或可改元，以示大漢更新氣象。不知陛下以為如何？”廖立進言說道。

    實際上改元與改年號并不相同，較改元而言，年號出現得也晚。

    在西漢之前，春秋戰國時期僅有元年而無年號，元年僅用來計算君王的在位時間。若逢政局變動、制度改革、軍事勝利、祥瑞災異等事之時，便會改元年，以重新計算。

    如在漢文帝繼位十六年之時，得天賜玉杯，上刻‘人主延壽’，文帝以為吉祥，便下令次年改元，即文帝十七年重新改元。

    是故文帝在位又分為元年及后元年，在文帝軍細柳營之時，載曰：‘文帝之后六年’，并不是文帝六年而是文帝后元六年，即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軍細柳營。包括其子景帝亦有改元兩次，但這些僅是紀年，而非年號。

    其年號真正之始乃是漢武帝所創，由于其崇尚術數，漢武帝以瑞事為年號，每六年就要改一次元，這也是為何漢武帝時期經常改元的緣故。從此之后，改元便與改年號重合在一起，成為帝王上的定制。

    若以年號更替頻繁與否來看待國家統治穩定與否，亦有偏頗之感。但國家統治不穩，其年號變化頻繁則是母庸置疑的。

    不過或受后世的思想影響，就劉禪個體而言，他還是傾向于若無大事件發生，大漢將不會更改年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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