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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三十歲以前，最遲在三十五歲以前，我還不能使自己脫離平凡，那么我就自殺。”

    “可什么又是不平凡呢？”

    “比如所有那些成功人士。”

    “具體說來。”

    “就是，起碼要有自己的房、自己的車，起碼要成為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吧？還起碼要有一筆數目可觀的存款吧？”

    “要有什么樣的房，要有什么樣的車？在你看來，多少存款算數目可觀呢？”

    “這，我還沒認真想過……”

    以上，是我和一名大一男生的對話。那是一所較著名的大學，我被邀講座。對話是在五六百人之間公開進行的。我覺得，他的話代表了不少學子的人生志向。

    我已經忘記了我當時是怎么回答的。然此后我常思考一個人的平凡或不平凡，卻是真的。平凡即普通。平凡的人即平民。《新華詞典》特別在括號內加注——泛指區別于貴族和特權階層的人。做一個平凡的人真的那么令人沮喪嗎？倘注定一生平凡，真的毋寧三十五歲以前自殺嗎？我明白那大一男生的話只不過意味著一種“往高處走”的愿望，雖說得鄭重，其實聽的人倒是不必太認真的。

    但我既思考了，于是覺出了我們這個社會，我們這個時代，近十年來，一直所呈現著的種種文化傾向的流弊，那就是——在中國還只不過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現階段，在普遍之中國人還不能真正過上小康生活的情況下，中國的當代文化，未免過分“熱忱”地兜售所謂“不平凡”的人生的招貼畫了，這種宣揚尤其廣告兜售幾乎隨處可見。而最終，所謂不平凡的人的人生質量，在如此這般的文化那兒，差不多又總是被歸結到如下幾點——住著什么樣的房子，開著什么樣的車子，有著多少資產，于是社會給以怎樣的敬意和地位；于是，倘是男人，便娶了怎樣怎樣的女人……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也很盛行過同樣性質的文化，體現于男人，那時叫“五子登科”，即房子、車子、位子、票子、女子。一個男人如果都追求到了，似乎就擺脫平凡了。同樣年代的西方的文化，也曾呈現過類似的文化傾向。區別乃是，在他們的文化那兒，是花邊，是文化的副產品；而在我們這兒，在七八十年后的今天，卻仿佛地漸成文化的主流。這一種文化理念的反復宣揚，折射著一種耐人尋味的邏輯——誰終于擺脫平凡了，誰理所當然地是當代英雄？誰依然平凡著甚至注定一生平凡，誰是狗熊。并且，每有儼然是以代表文化的文化人和思想特別“與時俱進”似的知識分子，話時話外地幫襯著造勢，暗示出更其傷害平凡人的一種邏輯，那就是——一個時勢造英雄的時代已然到來，多好的時代！許許多多的人不是已經爭先恐后地不平凡起來了嗎？你居然還平凡著，你不是狗熊又是什么呢？

    一點兒也不夸大其詞地說，此種文化傾向，是一種文化的反動傾向。和尼采的所謂“超人哲學”的瘋話一樣，是漠視，甚至鄙視和辱謾平凡人之社會地位以及人生意義的文化傾向。是反眾生的。是與文化的最基本社會作用相悖的。是對于社會和時代的人文成分結構具有破壞性的。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中國下一代，如果他們普遍認為最遠三十五歲以前不能擺脫平凡便莫如死掉算了，那是毫不奇怪的。

    人類社會的一個真相是，而且必然永遠是一牢固地將普遍的平凡的人們的社會地位確立在第一位置，不允許任何意識之形態動搖它的第一位置，更不允許它的第一位置被顛覆，這乃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的不二立場，像普遍的平凡的人們的社會地位的第一位置一樣神圣。當然，這里所指的，是那種極其清醒的、冷靜的、客觀的、實事求是的、能夠在任何時代都“鎖定”人類社會真相的文化，而不是那種隨波逐流的、嫌貧愛富的、每被金錢的作用左右得暈頭轉向的文化。那種文化只不過是文化的泡沫。像制糖廠的糖漿池里泛起的糖漿沫。造假的人往往將其收集了澆在模子里，于是“生產”出以假亂真的“野蜂窩”。

    文化的“野蜂窩”比街頭巷尾地攤上賣的“野蜂窩”更是對人有害的東西。后者只不過使人腹瀉，而前者紊亂社會的神經。

    中國古代，稱平凡的人們亦即普通的人們為“元元”；佛教中形容為“蕓蕓眾生”，在文人那兒叫“蒼生”，在野史中叫“百姓”，在正史中叫“人民”，而相對于憲法叫“公民”。沒有平凡的亦即普通的人們的承認，任何一國的任何憲法沒有任何意義。“公民”一詞將因失去了平民成分而成為荒誕可笑之詞。

    中國古代的文化和古代的思想家們，關注著體恤“元元”們的記載舉不勝舉。比如《詩經·大雅·民勞》中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太辛苦了，應該努力使他們過上小康的生活。比如《尚書·五子之歌》中云：“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意思是如果不解決好“元元”們的生存現狀，國將不國。而孟子干脆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而《三國志·吳書》中進一步強調：“財經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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