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聯”時期，我從哈爾濱到了成都，住在氣象學校，那一年我才十七歲，頭一次獨自離家遠行，全憑紅衛兵袖章做“護身符”。我第二天病倒了。接連多日，和衣裹著一床破棉絮，蜷在鋪了一張席子的水泥地的一角發高燒。

    高燒初退那天，我睜眼看到一張憂郁而文秀的姑娘的臉。她正俯視我。我知道，她就是在我病中服侍過我的人。又見她戴著紅衛兵袖章，愈覺得她可親。

    我說：“謝謝你，大姐。”看上去她好像比我大兩三歲。一絲悱然的、淡淡的微笑浮現在她的臉上。她問：“你為什么一個人從大北方串聯到大南方來呀？”我告訴她，我并不想到這里來和什么人串聯，我父親在樂山工作，我幾年沒見他的面了，想他。并委托她替我給父親拍一封電報，要父親來接我。隔日，我能掙扎著起身了，她又來看望我，交給了我父親的回電——寫著“速回哈”三個字。我失望到頂點，哭了。她勸慰我：“你應該聽從你父親的話，別叫他替你擔心，樂山正武斗，亂極了！”我這時才發現，她戴的不是紅衛兵袖章，是黑紗。我說：“怎么回去呢？我只剩幾毛錢了！”雖然乘火車是免費的，可千里迢迢，身上總需要帶點錢啊！

    她沉吟片刻，一只手緩緩地伸進衣兜，掏出五元錢來，慚愧地說：“我是這所學校的學生，‘黑五類’。我父親剛去世，每月只給我九元生活費，就剩這五元錢了，你收下吧！”她將錢塞在我手里，拿起笤帚，打掃廁所去了。

    我第二天臨行時，她又來送我。走到氣象學校大門口，她站住了，低聲說：“我只能送你到這兒，他們不許我邁出大門。”她從書包里掏出一個柚子給了我：“路上帶著，頂一壺水。”空氣里彌漫著柚香。我說：“大姐，你給我留個通信地址吧！”她注視了我一會兒，低聲問：“你會給我寫信嗎？”我說：“會的！”她那么高興，便從她的小筆記本上扯下一頁紙，認認真真給我寫下了一個地址，交給我時，她說：“你們哈爾濱不是有座天鵝雕塑嗎？你在它前邊照張相寄給我，好嗎？”我默默地點了一下頭。我走出很遠，轉身看，見她仍呆呆地站在那里，目送著我。路途中缺水，我嘴唇干裂了，卻舍不得吃那個柚子。在北京轉車時，它被偷走了。回到哈爾濱的第二天，我就到松花江畔去照相。天鵝雕塑已砸毀了。滿地碎片。一片片仿佛都有生命，淌著血。我不愿讓她知道天鵝雕塑砸毀了，就沒給她寫信……

    去年，聽說哈爾濱的天鵝雕塑又復雕了，我專程回了一次哈爾濱，在天鵝雕塑旁照了一張相，彩色的。按照那頁發黃的小紙片上的地址，給那位銘記在我心中的大姐寫了一封信，信中夾著照片。信退回來了。信封上，粗硬的圓珠筆字寫的是——“查無此人”。她哪里去了？想到有那么多我的同齡人“消失”在十年動亂之中了，我的心便不由得悲哀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