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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感動當代人的愛情故事，必是發生在當代的愛情故事。

    一

    我在上大學時，曾聽說過這樣一件事。

    上海市的郊區，一對男女青年自幼暗暗相愛，因其中一方的家庭出身是富農，而另一方的父親是村黨支部書記，他們的愛情當然不被現實所允許。于是他們雙雙留下遺囑，服毒死于野外。當夜大雪，南方很少下那么大的雪。當年我的上海同學們，都言那是近三十年內不曾有過的南方冬景。大雪將那一對男女青年的尸體整整覆蓋了九天。而據說，按照當地的習俗，一對新人婚后的九天內是不應受到任何賀客滋擾的。這當然是巧合。但有一點人人都說千真萬確——他們身上共蓋著一張舊年畫。年畫上是梁山伯與祝英臺。那是女青年從小喜歡的一張年畫，“破四舊”時期私藏著保存了下來……

    大約在九月份，朱時茂派他的下屬將我接到他的公司，讓我看一則報上剪下來的通訊報道。不是什么連載小說之類，而是實事。

    “文革”前一年，一個農村少女，暗戀上了縣劇團的一名男演員。一次看他演出，在他卸妝后偷走了他的戲靴。當然地引起了非議，也使他大為惱火。她父母問她為什么要那樣做。她說她愛上他了，今后非他不嫁。而她才十六歲。

    以后縣劇團再到附近演戲，她父親便捆了她的手腳，將她鎖在倉房。她磨斷繩子，撬斷窗欞，又光著腳板跑出十幾里去看他演戲。

    她感動了她的一位嬸嬸。后者有次領著她去見他，央求他給她一張照片。他沒有照片給她，給了她一張毛筆畫的拙劣的海報，簽上了他的名字，海報上是似他非他的一個戲裝男人。

    他二十六七歲，是縣劇團的“臺柱子”。在他眼里，她不過是一個情感有點兒偏執的小女孩兒。

    后來就“文革”了，他被游斗了。一次游斗到她那個村，她發了瘋似的要救他，沖入人群，與游斗者們撕打，咬傷了他們許多人的手。她沒救成他，反而加重了他的罪，使他從此被關進了牛棚。

    一天夜里，她偷偷跑到縣里去看他，沒見著。看守的一個“造反派”頭頭當然不許他們見，但調戲她說，如果她肯把她的身子給他一次，他將想辦法早點兒“解放”她所愛的人。她當夜給了。

    不久她又去縣里探望她愛的人，又沒見著。為所愛之人，又將自己的身子給了“造反派”一次。

    而這一切，她愛之人一無所知。

    東窗事發，“丑聞”四播。她的父母比她更沒臉見人了，于是將她跨省遠嫁到安徽某農村。丈夫是個白癡。

    十余年轉眼過去。“文革”后，她所愛的人成了縣劇團團長。一次又率團到那個村去演出，村中有人將她的遭遇告訴了他。他聞言震驚，追問她的下落，然而她父母已死，嬸嬸也死了。村中人只知她遠嫁安徽，嫁給一個白癡。他當時正要結婚，于是解除婚約，劇團團長也不當了，十余次下安徽，足跡遍布安徽全省農村，終于在同情者們的幫助下，尋訪到了她的下落。

    他親自開著一輛吉普車前去找她，要帶走她，要給她后半生幸福。而她得到婦聯方面的預先通知，從家中躲出去了，不肯見他。他只見著了她的傻丈夫，一個又老又傻的男人，和一對傻兒子，雙胞胎。三個傻子靠她一個女人養活，家里窮得可以想象。他還看見一樣東西——他當年簽了名送她的那張海報，用塑料薄膜罩在自制的粗陋的相框里，掛在傾斜的土墻上。她一定希望有一個她認為配得上那海報的相框，卻分明是買不起。

    他悵然地離開了她的家。半路上，他的車陷在一個水坑里。正巧有一農婦背著柴從山上下來。他請她幫忙。那憔悴又黑瘦的農婦，便默默用自己的柴墊他的車輪。

    那農婦便是當年愛他的少女。他當然是萬萬想不到也認不出她來的，而她卻知道眼前正是自己永愛不泯的男人。但是她一句話都沒說。她當時又能說什么呢？看著他的車輪碾著她的柴轉出水坑，她只不過重新收集起弄得又是泥又是水的柴，重新背起罷了。他是那么的過意不去，給了她一百元錢作為酬謝。那一百元錢當然是她的生活所非常需要的，但她竟沒接。她默默對他鞠了一躬，背著柴捆，壓得腰彎下去，一步一蹣跚地走了……

    他們之間這一段相見的情形，是記者分頭采訪了他們雙方才使世人知道的。

    當地婦聯有意成全他們，表示要代為她辦理一切離婚事宜。

    她說：“那我的兩個兒子怎么辦？他們雖然傻，但是還沒傻到不認我這個娘的地步。我拋棄了他們，他們一定會終生悲傷的。”

    他給她寫信，表示愿意為她的兩個兒子承擔起一個父親的責任和義務。

    她沒給他回信，通過當地婦聯轉告他——他才五十來歲，重新組建一個幸福家庭還來得及。娶一個像她這樣的女人，對于他已不可能有愛可享。再被兩個并非他的血脈的傻兒子拖累，他的后半生也將苦不堪言。這對他太不公平。他不忘她，她已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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