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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和，你編著的《皇明親王藩國志》寫到哪一年了？”

    朱高煦將軍報遞給太子朱瞻域之后，看向已至古稀之年的鄭和，溫聲問道。

    “回陛下，臣編著的《藩國志》只編寫到去年上半年，去年下半年各親王藩國發生的事情，臣還未收集齊全，目前還差遼、谷二藩的材料?！?

    鄭和躬身恭聲道。

    原先鄭和編著《皇明親王藩國志》只是興趣使然，朱高煦得知此事后覺得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畢竟鄭和是大名鼎鼎的三寶太監，他開了個太監編著圖書的好頭，后世大太監效法他編書，至少比爭權奪利強。

    編著是在整理已有文字材料的基礎上有所發揮，與專著和編纂皆有不同。

    鄭和編著《皇明親王藩國志》所需文字材料，有七成來自大明國史院，兩成來自大明皇家史館，僅有一成來自其他渠道。

    這個其他渠道包括海外趣聞、道聽途說等等，只能算是對官方材料的補充，屬于邊角料。

    至于國史院、皇家史館，當然是在朱高煦推行乾熙新政時期設置的史官機構。

    《皇明親王藩國志》與地方上的縣志有點像，但又不完全相同。

    縣志是記載一個縣的歷史、地理、風俗、人物、文教、物產等的專書。

    縣志屬于地方志的一種，而地方志是“一方之全史”，詳載了一個地區的自然地理、政治經濟、文化人物，是一方歷史及現狀的綜錄，有著“資政、教化、存史”三大功用。

    故而，古有“治天下者以史為鑒，治郡國者以志為鑒”，“為天子明目達聰之助，以扶大一統之治”之說，因此志書是資政之書。

    鄭和編著的藩國志，嚴格上來說，算是地方志的一種，畢竟藩國地位等同大明一省。

    大明禁止私人修史，所以鄭和最初編著的藩國志，只不過是介紹各個藩國的來歷，以及當地風俗、文教、物產等的地理書。

    后來朱高煦決定以官方的名義，按照地方志的標準去編著各個親王藩國的歷史，于是命令鄭和總理此事。

    明朝初年雖然仿照宋朝的史學編纂項目，設置了一些修史機構和相應的史官，但并未完全遵照實行，比如說起居官不是常設的官職，而是時置時廢。

    朱元璋在位時，魏觀、宋濂等人被任命為起居官，后罷廢。

    永樂年間，朱棣命右春坊右庶子兼任起居官，復修起居注，可是不久又被廢止。

    對此，諸多大臣頗有微詞，紛紛上書言此事，但朱棣不以為意。

    歷史上，明代史館是隸屬于翰林院并由內閣決策的常設而非恒開的修史機構。

    從明初到明后期，修史任務都是由翰林院負責，翰林院下設的史館是承擔史書編纂的主要機構，所以翰林院又被稱作“史館”和“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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