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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寒答道：“秦國舊制，無聚民之力，無懾亂之威，此為第三弊也。何謂聚民懾亂之威？法令一統，令行禁止，有罪重罰，有功激賞，公正嚴明。”

    秦獻公陷入了沉思之中。

    此時，已經是傍晚，黑伯輕輕走進來低聲道：“君上，已經是酉時了。”

    秦獻公拱手問道：“先生的變法，可是也要涉及到田制？”

    江寒點頭：“要縮減世族封地，還田于民，立定廢井田、開阡陌、田可買賣之法令。”

    秦獻公的臉色變得凝重：“單這一點，觸及世族根本，恐怕都難以推行！”

    江寒肅然道：“所以要有一批竭誠擁戴變法之士，居于樞要職位，否則，法無伸張，令無推行，行之朝野，便成強弩之末。”

    “真法不避權貴，新法一旦推行，舉國唯法是從，即或宮室宗親，違法亦與庶民同罪，所以要有一支強大的護法力量，讓新政不在巨浪中顛覆。”

    秦獻公長噓一聲：“強秦，恢復穆公霸業，收復河西是我的畢生大夢，只是變法事大，變得不好，國無寧日。越是大變，越是多有利害沖突。”

    “以秦國時下而論，不變法猶可為之。一旦變法，朝野動蕩，若有戰事，只怕有亡國之危。”

    “正是。”江寒眼神堅定地說道：“所以秦國若想變法，不能急變，要等護法力量逐漸成型，羽翼初成，這是關乎于秦國千秋大業的事情，一代變不成就兩代三代，江寒還年輕，還有很長的時間！”

    秦獻公這才意識到，自己面前這個年輕人，不過才二十出頭，他不敢想象，如果江寒在秦國輔政二十年、三十年后，秦國會發生什么樣翻天覆地的變化。

    秦獻公是一個開明的君主，他是吳起變法的親身經歷者，他明白：世生變，變生強，強則進，治國之道，賢勇者創法立制，庸碌者因循守舊，創新者生，守舊者亡的道理。

    回國繼位后，他也在秦國國內進行了改革，其中包括廢止人殉、遷都、擴大商業活動、編制戶籍和推廣縣制，他把秦國都城從雍城遷到了櫟陽，把思想陳舊的老世族留在了雍城，帶著甘龍等一眾新貴來到了櫟陽。

    而老世族與以甘龍為首的“新貴”的區別是老世族普遍是奴隸主，新世族則多是土地主。

    奴隸主的土地主要靠國家、國君的封賜獎賞而來。

    現在國家放開土地，誰開墾算誰的，涌出的新地主階級開荒甚至都開到奴隸主的荒地里了！

    而且奴隸制體系下，奴隸只是奴隸主的私人物品，人生安全、人生自由完全沒有保障，相比之下新地主階級對待勞力反而更加仁慈。

    所以也導致大量的奴隸外逃，到地主階級手下混飯吃，這樣一來，老貴族的奴隸主與新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也不斷上升。

    秦獻公心里也很清楚，新地主階級是秦國重要的兵源和稅源，必須仰仗！

    而老世族的奴隸主們，有減稅、減勞役、減刑罰等特權，權臣弒君都是出自老貴族之手，沒什么大的好處，但老貴族根基深，權勢大，甚至秦獻公都是他們的支持才能夠回國繼位，秦獻公也只能盡量籠絡安撫老貴族。

    包括當初遷離三百年都城雍城，到河西之地附近櫟陽，為的就是擺脫老貴族的勢力，發展新地主階級勢力。

    尤其是這幾年，推行代田法，新型農具，讓秦國國力蒸蒸日上，但國內矛盾依然存在，新老貴族之間的土地斗爭日益尖銳，民間私斗成風。

    “新貴”的軸心人物，上大夫甘龍的政治根基與政治主張，與整個老世族集團有很大的利益沖突。

    這讓秦獻公非常倚仗甘龍，并讓甘龍主持推行新政并長期領國，甘龍有功業根基，是秦國功臣，所以對秦國貧弱有清醒的認識。

    而世族集團，則以承襲祖蔭為根基，以維護祖制傳統為根基，對秦國貧弱有實質上的疏離感。

    這種根基差別，就形成了甘龍在政治主張、政治策略兩方面與世族集團的重大差別。

    甘龍主張有限變法，具體說，甘龍的政治主張分為三個層面：第一層面是認識基礎，承認秦國不推行新政不走向強大，便會走向滅亡的殘酷現實。

    第二層面是治國主張，以恢復穆公霸業為目標，而不是推倒重來的徹底變法。

    第三層面，支持變法的底線，是不觸動穆公祖制。

    甘龍的政治根基與政治主張，決定政治個性的本質，甘龍的政治本質雖然與一味倒退的復辟派有別，卻也是一個懷舊保守派。

    而江寒所提出的深徹變法，無論是對秦國的奴隸主還是土地主，都是掘其根基，會受到的阻力之大也可想而知。

    秦獻公試探的詢問道：“江先生覺得上大夫甘龍，是否能成為護法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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