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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登回憶著他閱讀過的資料。

    荷蘭人剛抵達東印度時，奉行的政策是聯合本土勢力盯著西班牙、葡萄牙人猛打。但隨著他們在東印度介入的越來越深，也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如今的帝國主義道路。

    荷蘭人在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成為殖民力量。在歐洲和亞洲部分國家，聯合東印度公司表現的像那個時代的大型私人公司一樣行事，但在東印度群島，它已經發展成一種特殊的混合結構。部分是公司，部分表現成一個海上強國。公司需要承擔的國家義務，與它作為上市公司需要用短期利潤支撐股價和投資人信心，這兩者目標之間不可能避免出現了巨大裂痕。實際上，這種矛盾貫穿了東印度公司的一生。在大部分時間里，東印度公司的股價4倍于新股發行價，公司股票和債券是荷蘭最熱門的投資標的，沒有哪位總座能承擔利潤降低，股價大幅下跌的后果。

    聯合東印度公司在亞洲大肆擴張的結果之一，是形成了規模龐大的管理機構。公司下屬的各個殖民地經營和管理機構必須有能力應付比貿易復雜的多的軍事、政治和外交事務。管理公司治理下的土著民眾，維持同亞洲各國的關系及組織防御、進攻的軍事組織都是公司雇員任務的一部分。

    整個荷蘭東印度帝國的最高管理機構是東印度群島委員會。公司總座是委員會的召集人，但一般的總座并沒有絕對權力。盡管總座是委員會主席，卻不被允許不受委員會控制地獨立做任何重要決定。

    總座權力大小取決于他在阿姆斯特丹的政治資源，取決于他個人的奮斗，也取決于歷史的進程。自1610年至今的31年，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經歷了八位總座，讓.皮特埃茨.科恩與安東尼.范.迪門是權力最大的兩位。如果不算科恩之前的三任，從巴達維亞建城算起，東印度公司經歷了科恩、彼得.德.卡彭蒂爾、科恩（二次就任）、雅克.斯派克斯、亨德里克.布勞威爾、安東尼.范.迪門，共5位領導人。這個歷史時段的東印度公司總座沒有庸才，其余幾位的功績可能不及科恩與范迪門耀眼，但依然在公司的擴張與征服中做出了水準之上的貢獻。

    總座之下的二號人物是全面管理公司在亞洲貿易的總干事。科恩與范迪門在就任總座之前，都曾擔任過總干事一職。強勢的總干事，某些時候可以與總座分庭抗禮。

    理論上，其余五位委員的職司并不固定，一般有首席簿記員、司法評議會主席、軍隊司令、商船隊管理和其他分管業務等。司法評議會主席的一項重要工作是給城內的歐洲人證婚。但由于委員經常會出現去職、病亡等情況，滿員的時候并不多，也會出現交叉任職現象。

    在委員會做任何決定之前，必須要有7張正式的選票，如果在職的委員沒有7個，投票權往往會移交給所謂的“特別”委員。如果碰到特別重要的問題，總座有時會派船前往涉事殖民地去征集一張他們的選票。這7個委員之間的協作與分歧往往取決于他們各自代表的家族、勢力和個人品質。

    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生意分為三種，一種是通過“自己征服獲得的貿易”，如巴達維亞、班達和臺灣。第二種是基于公司與本地國家“簽署的排他性合約”項下的貿易，如與香料群島的德那地蘇丹國；第三種是基于商業合同下的貿易，如暹羅、日本、印度，在這種地方公司沒有任何特殊地位，也不能強制執行任何文件和法律。

    這三種情況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也有很多介于三種典型之間的情況出現。讓人尷尬的是，公司在自己征服獲得的貿易項下，利潤是最低的，像巴達維亞本地貿易和臺灣，長期處于虧損狀態。軍事和戰爭導致公司在這些地域負擔的義務過重。

    公司毫無特權的日本和印度，則提供了最大的利潤來源。在那里，荷蘭人只要悶頭做生意，不需要考慮打仗和其他亂七八糟的東西。

    同樣的原因也導致了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安汶大屠殺之前，一直只想安靜的貿易，沒有與任何當地國家交戰的想法。

    基于不同的貿易類型，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分支機構的設置上也頗有不同。在巴達維亞、馬六甲、班達和臺灣，荷蘭人是純粹的征服者，這就要求在這些地方設置類似地方政府的機構，并派駐軍隊。

    1640年前后，安汶、班達、摩鹿加群島、科羅曼德爾海岸的奈格帕特南、錫蘭和馬六甲，是公司六個最重要的分支機構，巴達維亞在這里派駐有行政長官。在孟加拉、蘇拉特和波斯，公司設置有貿易主管。在萬丹、日本和帝汶島是駐扎官或是首席干事。

    地方也仿造巴達維亞的權力結構，地方首長與一個委員會共同負起管理責任。地方首長是委員會主席，其他包括有分管貿易的商務員、軍事指揮官、首席簿記官和司法部門的最高官員，檢舉人或者檢察官。當然，在實際運行中，情況也往往會發生變化。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設立了一個人數也許不多，卻很全面很正規的官僚機構，每日間都充斥著有趣的官僚游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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