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頁

    朱元章看到紅薯被送了上來，嘴角也是露出了笑意，直接拿起一個道：“紅薯呀紅薯，咱是一天不吃就想念異常呀，大明要是沒有這紅薯，去年就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大約三年前，朱榔的紅薯已經(jīng)被推廣開了，朱元章更是不遺余力的推廣，在皇帝和朝廷的大力推開下，紅薯也是得到了豐收，去年的時候，大明遭遇到了很大的天災(zāi)，是紅薯出現(xiàn)力王狂瀾。

    也因為這樣，朱元章最愛的食物也從豆腐變成了紅薯。

    紅薯的出現(xiàn)是真的很大的，歷史上的紅薯，應(yīng)該是嘉靖四十三年，20歲的陳振龍就棄儒經(jīng)商，從福州臺江乘船偷渡至呂宋(今菲律賓)經(jīng)商，經(jīng)常往返呂宋與福州之間。

    那時沒有合法的“行貨”可賣，只能悄悄地做些“水貨”生意。

    原本下南洋淘金的陳振龍，卻在菲律賓被一種神奇的植物——紅薯所吸引。

    陳振龍五世孫陳世元所撰《金薯傳習錄》中寫到，當“目睹彼地土產(chǎn)，朱薯被野，生熟可茹，詢之夷人，咸稱之薯，有六益八利，功同五谷，乃尹國之寶，民生所賴”。

    陳振龍立刻意識到這種經(jīng)濟作物，如果引入到國內(nèi)，將是一本萬利的大商機，他著手準備把紅薯帶回大明了。

    但是這件事情并沒有想象的那么簡單，直到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陳振龍已經(jīng)50歲了，仍然在為引種紅薯的事犯愁。

    像菲律賓這樣的海濱小國，紅薯這種生熟都可以吃的天然食物是國寶一樣的東西，絕不外傳也禁止出口的。陳振龍想盡各種辦法，試圖偷一兩個紅薯回國，都沒能成功。

    據(jù)說，第一次把紅薯藏在藤箱底層，過海關(guān)時被查了出來，沒收加批評教育。

    第二次把紅薯的藤條編入一只藤籃，試圖拎著籃子蒙混過關(guān)，也被查了出來，這一次除了罰款還差一點坐牢。

    郭沫若先生所謂“挾入藤籃試秘航，歸來閩海勤耕織”之句，即是描述陳振龍的這次歷險。終于在1593年5月，陳振龍將紅薯藤編入船上的一根繩子中，吊在船舷下，經(jīng)七晝夜一路漂回福州。

    1593年，陳振龍一路艱險帶著薯種與夢想歸來的這一年，福建全省正遭到了一次“旱魃為虐，野草無青”的大旱災(zāi)，福建巡撫金學曾為此大傷腦筋。

    陳振龍的兒子陳經(jīng)綸獻上《獻薯藤種法稟帖》，匯報其父帶回薯藤的經(jīng)過，“敬陳種樹薯利益，并呈法則以濟民切”。金學曾稱贊陳振龍涉險帶種而歸，事屬義舉，批示：“既為民食計，速即覓地試栽，俟收成之日，果有成效，將薯呈驗。”

    陳振龍父子就在福州的房屋后門紗帽池邊隙地試栽，過了四個月，啟土開掘，番薯“子母相連，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棗，食同充饑，且生熟煨者均隨其便”。

    就這樣，菲律賓的國寶——紅薯，在中國落地生根，在當時的福州很快成了充饑的代糧之物。當時，明政府將這種引自“番邦”的植物，定名為“番薯”；又因為福建巡撫金學曾所倡議推廣，為紀念金氏首倡力行之功，當?shù)厝擞址Q之為“金薯”。

    據(jù)《金薯傳習錄》記載，兒時的鄉(xiāng)村記憶也告訴我們：紅薯的粗生賤養(yǎng)，即使“地屬沙土”也能成活，更不必說丘陵地、紅土帶了；它淺埋土中，風雨不能侵蝕，“兼抗干旱”；它產(chǎn)量極高，“上地一畝約收萬余斤，中地約收七八千斤，下地約收五六千斤”。在登陸福州之后，它迅即成為晚明時代那個人口龐巨、機制古老的大帝國的代糧之物，養(yǎng)活了掙扎在天災(zāi)人禍中的無數(shù)子民。

    紅薯的出現(xiàn)意味著什么？

    這么說吧...我國的人口，在西漢末年便已接近六千萬，到明代極盛時仍只有六千萬有零，可是自從擁有了紅薯之后，到了清朝，乾隆六年，便達一萬萬四千余萬，道光十五年便增至四萬萬以上。

    這樣的人口激增，雖然與版圖的擴大、田地的開辟，及賦稅的改變都有關(guān)系，但是與明朝晚年輸入原產(chǎn)于美洲的番薯，恐關(guān)系更大。由這一角度來看，考證番薯在我國出現(xiàn)的歷史，是有它的重要意義的。”

    簡而言之，沒有紅薯的賤養(yǎng)代糧之功，中國就絕成不了億民之眾的泱泱大國。

    這就是紅薯的功勞，而現(xiàn)在紅薯已經(jīng)提前出現(xiàn)，那么這預(yù)示著什么...預(yù)示著大明帝國的崛起。

    一口干掉一半的紅薯，朱元章一邊吃著紅薯一邊道：“榔兒...按照你的要求，咱已經(jīng)下旨，頒布了生小孩獎勵政策，只要你多生一名孩子那你就等得到五兩銀子，跟著每一年都會一兩銀子的養(yǎng)育錢，一直到孩子十四歲。
    第(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