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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倭寇重新退回大海之上，嘉靖三十一年四月起，劫掠浙江各府的倭患算是暫時平息了。

    而在北京城里，那位至尊，也因此事大發雷霆后，大明朝廷的辦事效率終于有了些許起色。

    “你們再琢磨琢磨，要是沒有紕漏，那我們就這么報上去。”

    位于北京紫荊城東面的文淵閣內，嚴嵩、呂本和新晉閣臣徐階坐在上首，六部尚書居于下正在商量政務。

    明朝最初沿襲元朝制度，設立中書省，置左、右丞相，但之后在胡惟庸案后，朱元璋罷中書省和宰相，權利回歸六部。

    之后，又置文華殿大學士，為其顧問，這就是內閣的雛形。

    而之后在朱棣登基稱帝后，一開始也是殫精竭慮，但屢次北征讓他感覺難以總攬政事，于是內閣制度應運而生。

    閣臣之預務自此始，然其時，入內閣者皆編、檢、講讀之官，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

    這個時候的內閣，還僅僅充當朱棣秘書的角色。

    又是數位皇帝后，內閣權勢才逐漸坐大。

    內閣大臣的建議是寫在一張紙上，貼在奏章上面，這叫做“票擬”，而皇帝用紅字做批示，稱為“批紅”。

    不過在宣宗時，皇帝批紅成了象征，他直接把權利下方到了司禮監，由此有了內、外庭分治的說法。

    明朝內廷、外廷的機構完全對稱，外有內閣，內有司禮監，外有三法司，內有東廠、錦衣衛，外廷有派往地方的總督、巡撫，而內廷派往地方的也有鎮守太監、守備太監等等。

    這樣，內廷、外廷相互制約，才能確保皇帝的決策地位。

    但是，這也造成了內外兩大政治勢力的爭權奪利。

    “革浙江布政司參政曹汴職，回籍聽勘；停參議李寵、按察司僉事李廷松俸，下按臣逮問沒有問題。

    可浙江巡按御史林應箕四月奏倭寇事，參海道副使李文進、分巡副使谷嶠等官員尸位素餐，當時推海道副史丁湛，并都指揮張鉄備倭，該辦辦，陛下的意思不能違逆。

    可是這條陳，丁湛罷為民，以李文進代之，張鉄革回原衛，以周應楨代之，種種，就是對四月處置的完全翻轉，有失體統。”

    徐階開口說道。

    “林應箕說他們尸位素餐，可是他保舉的人在這次浙江倭禍中處置失當，難道不該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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