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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花滿春光，疏柳映新塘。

    正月過后，春天很快將蒼茫的燕趙大地染上一片生機黯然的綠色。

    枯寂了一個冬天的老樹終于盼來了和煦的春風(fēng)，新嫩的枝芽冒出了頭，有很快在春雨的滋潤下長成了葉。樹葉努力伸展著腰肢，貪婪地吸收著陽光的能量，又將著能量暗暗積蓄，為花骨朵的綻放默默積蓄著，只待那一刻！

    趙國的新政也隨著春天的腳步，傳遍趙國的五郡之地。

    田單帶著三百親兵已經(jīng)到上黨郡接手十萬大軍；

    李義也從鄭新和王檣的手上分別接管了上黨郡和野王城，成了擴大版的上黨郡的第一任的郡守；

    卸下郡守之任的鄭新，回到了邯鄲之中，任工部右侍郎行尚書事；

    將野王城打造得如鐵通一般的王檣在接令后，領(lǐng)著上黨的三萬大軍，回到邯鄲，在與趙括一通夜話后，隨即領(lǐng)著樂間和被趙啟一番挑揀之后的兩位五千大軍北上接管代地。

    廉頗也在布防好薊城之后，啟程回到了邯鄲城中，加入了內(nèi)閣，推行軍隊中的新政改制，而他的歸來還順便給趙括帶來了一個好消息：李牧帶著五萬大軍，按照任武趟出的路線，已經(jīng)開始掃蕩東胡，相信不久便會有更好的消息傳來。

    邯鄲城中，眾人一直好奇的大型建筑物，也在新政頒布之后，解開了神秘的面紗。

    “求賢館”三個大字，在趙括的拉動下，緩緩從紅布中掙脫，金燦燦地展現(xiàn)在世人的面前。

    一篇《求賢令》，更是讓剛剛開館的“求賢館”一下子躥紅，其聲譽甚至直逼全盛之時的齊國的稷下學(xué)宮。

    作為勞苦功高的平原君，為了“求賢館”而擔(dān)了許多污名，雖然無傷大雅，如今開館，卻也自然要借此機會洗刷一番，其最好的方式，便是宣讀此影響深遠的《求賢令》了。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

    ‘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yōu)，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

    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唯才是舉”是《求賢令》的中心思想。

    已經(jīng)有所打破人們的認知了，無論何時何地，盡管再齷齪之所在，依然宣揚著“德”之用也，不說德在才先，也至少是德才兼?zhèn)浞娇伞?

    當然了，話是這么說的，但實際上嘛！懂得都懂。

    什么商鞅、什么范睢啊，剛?cè)デ貒畷r可都沒有啥好名聲，別說德行了，幾乎就差被人追著罵人渣了。但架不住人家有才啊，有才就用??！用了還真就有療效。一個兩個都有療效后，秦國也就更加堅定了唯才是舉的路子。

    當然了，背靠秦國之后，即便是無德之人也自然變成了因才被妒，從而遭受到了迫害和冤枉，秦國自然要為自己的臣子討回公道。于是一個兩個都成了德才兼?zhèn)渲耍貒挠萌俗匀灰琅f是“以德為先”！

    然而民眾的也不是瞎子，千金馬骨的例子，就那么明晃晃地在那里擺著呢！于是，六國之間，不管哪里有不得志的士子，第一個想到的便是秦國。即便秦國那里說的依舊是“以德為先”。

    趙括需要人才，需要大量的人才，尤其要跟秦國爭奪人才。怎么辦？人家可是奮幾世之功，從商鞅那兒奠定的民心基礎(chǔ)，自己可沒有那么多的時間去慢慢樹立形象。

    索性，將所有的規(guī)矩推翻，直接明牌，咱就是要人才，無論是否有好的名聲，只要你有才，你就來吧！咱這兒待遇絕對滿滿的誠意！

    若說去秦國還有些猶豫，畢竟雖有先例在前，但流傳的都是故事，也不知是不是真的有才就行，畢竟故事里人才都是招到嫉妒被栽贓的，自己過去可不一定能行?。?

    但如今的趙國卻給了一個非?？隙ǖ拇饛?fù)。要是有的選擇，趙國或許才是更為穩(wěn)妥的選擇不是？

    當然，這樣的做法絕對是“功在當下，亂在千秋”。一旦“論才不論德”的選人用人制度形成傳統(tǒng)，在想要掰正過來，非花費百倍千倍代價不可。

    這還是咋趙括一朝進行糾正的前提下，若是趙括不能在有生之年完成統(tǒng)一，將用人制度改變，遺留到后人手中，一句“祖宗成法”，又將平添千百倍的難度。

    平原君和趙禹不止一次地勸阻趙括，希望修改《招賢令》，都被趙括無情地拒絕了。

    原因很簡單，趙括知道，雖然自己的到來稍稍地改變了歷史，但秦吞六國之勢未變，與秦的決戰(zhàn)也就在十幾二十年之后了，他必須飲下這杯鴆酒以縮小與秦國之間的差距。當然若能滅秦而一統(tǒng)，這杯鴆酒也不是沒的解。

    雖然趙括打定了主意，但這些話卻無法跟兩位閣老說。怎么說？難道告訴他們，再不搶人，秦國就要滅了咱了！

    最終，還是呂不韋看出了趙括的想法，方才對平原君與趙禹道出了根本的原因：“今六國之形式，百年內(nèi)恐有大變革也！當此大爭之世，國之不存，禮之存焉？”

    當然這樣的做法在他國的君王和大臣眼中，無疑是短視之舉。而這樣“短視之王”的判斷，卻也正適合趙括所想在其余國家眼里樹立的“昏君”形象。

    若說“唯才是舉”小小地撬動了戰(zhàn)國人才的基本面，那么接下來趙禹接下來對“才”的解釋，則是對基本面的顛覆。

    “能治郡縣安黎民者曰才；能提槍上馬而戰(zhàn)者曰才；能種田多畝多產(chǎn)者曰才；能改良器械增程增力著曰才；能貨通有無增長財貨著曰才......但有超出常人而利于國家者，皆可稱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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