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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膳罷，康熙凈過手，用茶的時候，特意吩咐玉柱：“往后啊，天天陪朕一起用早膳，不許躲懶不來。”

    “嗻。”

    只是，玉柱原本的早九晚五，也就隨之變成了早五晚五了。

    原本心情還不錯的康熙，在接了李煦的密折之后，立時就拉下了臉。

    “叫張廷玉。”

    等張廷玉來了之后，才知道，敢情是三年前的《南山集》案，再次陡起波瀾。

    戴名世所著之《南山集》中，論述有方孝標的《滇黔紀聞》一書。而此書中所記時日，都以南明的“弘光”、“隆武”、“永歷”為年號，根本就沒有大清什么事兒，這就比《南山集》尤有過之了。

    李煦的密奏，具有風聞奏事的某些特點，并不需要有真憑實據(jù)。

    江南名士、康熙三十年狀元戴有祺，被其族侄舉報，不僅戴家藏有《滇黔紀聞》一書，而且和戴家交好的諸多江南名士，家里只怕是都藏有此等禁書。

    活在大清，卻用南明的年號，這意味著什么，顯然是不言而喻的。

    說句心里話，康熙既要拉攏江南的讀書人，又十分警惕他們。

    最令康熙惱火的是，復任江蘇巡撫的張伯行，接了舉報之后，非但沒有馬上查辦，反而把舉報人杖責了二十。

    準確的說，桐城張家，也屬于江南名士的一員。

    只是，張廷玉的親爹張英，因為擔任了韃清的高官，一直被江南名士們瞧不起。

    張廷玉何等老練，他一聽事涉《滇黔紀聞》，就知道要出大事了。

    戴名世掉腦袋，主要就是因為《滇黔紀聞》。至于，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只是民間的牽強附會罷了。

    “皇上，臣以為，應簡派滿洲重臣，前往江南查辦此案。”張廷玉的家就在江南，他自然要考慮撇清干系的避嫌問題。

    康熙聽了之后，覺得甚為有理。

    有了張伯行袒護江南名士的先例，康熙真的信不過漢臣了。

    可是，滿洲重臣有很多，派誰去最合適呢？

    幾乎不需要細想，康熙已經(jīng)認定了，玉柱最合適！

    玉柱是康熙四十五年的狀元郎，又是貨真價實的滿洲外戚重臣，由他來查辦江南名士的文字案子，再合適也不過了。

    我滿洲亦有文魁也！

    利用滿洲文魁，來壓制江南的文人，簡直是天造地設的合適啊！

    以前，康熙使用玉柱的時候，基本都是朝著外戚勛貴武臣的方向發(fā)展。

    現(xiàn)在，是時候讓玉柱去江南，宣揚我大清的文治遠勝于前朝了。

    “衡臣，擬旨。”

    “是。”張廷玉很無語，怎么又是他呢？

    說來也是很奇怪，也很巧合，玉柱的官爵每次出現(xiàn)變動，都是張廷玉親手擬的旨。

    “內(nèi)閣奉上諭，著輔國公、左都御史玉柱，欽差巡按江南諸省，糾彈不法，懲奸除惡……欽此。”

    旨意頒布之后，標志著已經(jīng)停了五十幾年的巡按制度，再次死灰復燃。

    玉柱兼管五城察院的時候，就被授予了都察院左都御史銜。

    都察院左都御史，乃是御史言官之首，相當于秦朝之御史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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