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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系魯迅一九二四年七月在西安講學時的記錄稿，經本人修訂后，收入西北大學出版部一九二五年三月印行的《國立西北大學、陜西教育廳合辦暑期學校講演集》（二）。)

    我所講的是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許多歷史家說，人類的歷史是進化的，那么，中國當然不會在例外。但看中國進化的情形，卻有兩種很特別的現象：一種是新的來了好久之后而舊的又回復過來，即是反復；一種是新的來了好久之后而舊的并不廢去，即是羼雜。然而就并不進化么？那也不然，只是比較的慢，使我們性急的人，有一日三秋之感罷了。文藝，文藝之一的小說，自然也如此。例如雖至今日，而許多作品里面，唐宋的，甚而至于原始人民的思想手段的糟粕都還在。今天所講，就想不理會這些糟粕--雖然它還很受社會歡迎--而從倒行的雜亂的作品里尋出一條進行的線索來，一共分為六講。

    第一講從神話到神仙傳

    考小說之名，最古是見于莊子所說的”飾小說以干縣令“。”縣“是高，言高名；”令“是美，言美譽。但這是指他所謂瑣屑之言，不關道術的而說，和后來所謂的小說并不同。

    因為如孔子，楊子（1），墨子（2）各家的學員，從莊子看來，都可以謂之小說；反之，別家對莊子，也可稱他的著作為小說。至于《漢書》《藝文志》上說：”小說者，街談巷語之說也。“這才近似現在的所謂小說了，但也不過古時稗官采集一般小民所談的小話，借以考察國之民情，風俗而已；并無現在所謂小說之價值。

    小說是如何起源的呢？據《漢書》《藝文志》上說：”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稗官采集小說的有無，是另一問題；

    即使真有，也不過是小說書之起源，不是小說之起源。至于現在一班研究文學史者，卻多認小說起源于神話。因為原始民族，穴居野處，見天地萬物，變化不常--如風；雨，地震等--有非人力所可捉摸抵抗，很為驚怪，以為必有個主宰萬物者在，因之擬名為神；并想像神的生活，動作，如中國有盤古氏開天辟地之說，這便成功了”神話“。從神話演進，故事漸近于人性，出現的大抵是”半神“，如說古來建大功的英雄，其才能在凡人以上，由于天授的就是。例如簡狄吞燕卵而生商，堯時”十日并出“，堯使羿射之的話，都是和凡人不同的。這些口傳，今人謂之”傳說“。由此再演進，則正事歸為史；逸史即變為小說了。

    我想，在文藝作品發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詩歌在先，小說在后的。詩歌起于勞動和宗教。其一，因勞動時，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卻勞苦，所以從單純的呼叫發展開去，直到發揮自己的心意和感情，并偕有自然的韻調；其二，是因為原始民族對于神明，漸因畏懼而生敬仰，于是歌頌其威靈，贊嘆其功烈，也就成了詩歌的起源。至于小說，我以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勞動時，既用歌吟以自娛，借它忘卻勞苦了，則到休息時，亦必要尋一種事情以消遣閑暇。這種事情，就是彼此談論故事，而這談論故事，正就是小說的起源。--所以詩歌是韻文，從勞動時發生的；小說是散文，從休息時發生的。

    但在古代，不問小說或詩歌，其要素總離不開神話。印度，埃及，希臘都如此，中國亦然。只是中國并無含有神話的大著作；其零星的神話，現在也還沒有集錄為專書的。我們要尋求，只可從古書上得到一點，而這種古書最重要的，便推《山海經》。不過這書也是無系統的，其中最要的，和后來有關系的記述，有西王母的故事，現在舉一條出來：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發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

    如此之類還不少。這個古典，一直流行到唐朝，才被驪山老母奪了位置去。此外還有一種《穆天子傳》，講的是周穆王駕八駿西征的故事，是汲郡古冢中雜書之一篇。--總之中國古代的神話材料很少，所有者，只是些斷片的，沒有長篇的，而且似乎也并非后來散亡，是本來的少有。我們在此要推求其原因，我以為最要的有兩種：

    一、太勞苦因為中華民族先居在黃河流域，自然界底情形并不佳，為謀生起見，生活非常勤苦，因之重實際，輕玄想，故神話就不能發達以及流傳下來。勞動雖說是發生文藝的一個源頭，但也有條件：就是要不過度。勞逸均適，或者小覺勞苦，才能發生種種的詩歌，略有余暇，就講小說。假使勞動太多，休息時少，沒有恢復疲勞的余裕，則眠食尚且不暇，更不必提什么文藝了。

    二、易于忘卻因為中國古時天神，地只，人，鬼，往往殽雜，則原始的信仰存于傳說者，日出不窮，于是舊者僵死，后人無從而知。如神荼，郁壘，為古之大神，傳說上是手執一種葦索，以縛虎，且御兇魅的，所以古代將他們當作門神。但到后來又將門神改為秦瓊，尉遲敬德，并引說種種事實，以為佐證，于是后人單知道秦瓊和尉遲敬德為門神，而不復知神荼，郁壘，更不消說造作他們的故事了。此外這樣的還很不少。

    中國的神話既沒有什么長篇的，現在我們就再來看《漢書》《藝文志》上所載的小說：《漢書》《藝文志》上所載的許多小說目錄，現在一樣都沒有了，但只有些遺文，還可以看見。如《大戴禮》《保傅篇》中所引《青史子》說：

    ”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發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居則習禮文，行則鳴佩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

    ……“

    《青史子》這種話，就是古代的小說；但就我們看去，同《禮記》所說是一樣的，不知何以當作小說？或者因其中還有許多思想和儒家的不同之故吧。至于現在所有的所謂漢代小說，卻有稱東方朔所做的兩種：一、《神異經》，二、《十洲記》。班固做的，也有兩種：一、《漢武故事》；二、《漢武帝內傳》。此外還有郭憲做的《洞冥記》，劉歆做的《西京雜記》。《神異經》的文章，是仿《山海經》的，其中所說的多怪誕之事。現在舉一條出來：

    ”西南荒山中出訛獸，其狀若菟，人面能言，常欺人，言東而西，言惡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真矣。“（《西南荒經》）

    《十洲記》是記漢武帝聞十洲于西王母之事，也仿《山海經》的，不過比較《神異經》稍微莊重些。《漢武故事》和《漢武帝內傳》，都是記武帝初生以至崩葬的事情。《洞冥記》是說神仙道術及遠方怪異的事情。《西京雜記》則雜記人間瑣事。

    然而《神異經》，《十洲記》，為《漢書》《藝文志》上所不載，可知不是東方朔做的，乃是后人假造的。《漢武故事》，《漢武帝內傳》則與班固別的文章，筆調不類，且中間夾雜佛家語，--彼時佛教尚不盛行，且漢人從來不喜說佛語--可知也是假的。至于《洞冥記》，《西京雜記》又已經為人考出是六朝人做的。--所以上舉的六種小說，全是假的。惟此外有劉向的《列仙傳》（3）是真的。晉的葛洪又作《神仙傳》（4），唐宋更多，于后來的思想及小說，很有影響。但劉向的《列仙傳》，在當時并非有意作小說，乃是當作真實事情做的，不，到現在還多拿它做兒童讀物的材料。現在常有一問題發生：即此種神話，可否拿它做兒童的讀物？我們順便也說一說。在反對一方面的人說：以這種神話教兒童，只能養成迷信，是非常有害的；而贊成一方面的人說：以這種神話教兒童，正合兒堂的天性，很感趣味，沒有什么害處的。在我以為這要看社會上教育的狀況怎樣，如果兒童能繼續更受良好的教育，則將來一學科學，自然會明白，不至迷信，所以當然沒有害的；但如果兒童不能繼續受稍深的教育，學識不再進步，則在幼小時所教的神話，將永信以為真，所以也許是有害的。

    【注釋】

    1）楊子：即楊朱，戰國初期魏國人。主張”貴生重己“，”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的”為我“思想。其言論事跡，散見《孟子》、《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書。《列子》中雖有《楊朱》篇，但系后人偽托。

    2）墨子（約前468-前376）：名翟，春秋戰國之際魯國人。曾任宋國大夫，墨家學派創始者。他主張”愛無差等“的”兼愛“思想。

    現存《墨子》五十三篇。

    3）《列仙傳》：《隋書·經籍志》著錄二卷，題劉向撰。敘寫赤松子等七十一個仙人的故事。

    4）《神仙傳》：《隋書·經籍志》著錄十卷，題葛洪撰。敘寫許由、巢父等八十四人名列仙班的故事。

    第二講六朝時之志怪與志人

    上次講過：一、神話是文藝的萌芽。二、中國的神話很少。三、所有的神話，沒有長篇的。四、《漢書》《藝文志》上載的小說都不存在了。五、現存漢人的小說，多是假的。現在我們再看六朝時的小說怎樣？中國本來信鬼神的，而鬼神與人乃是隔離的，因欲人與鬼神交通，于是乎就有巫出來。巫到后來分為兩派：一為方士；一仍為巫。巫多說鬼，方士多談煉金及求仙，秦漢以來，其風日盛，到六朝并沒有息，所以志怪之書特多，像《博物志》上說：

    ”燕太子丹質于秦，……欲歸，請于秦王。王不聽，謬言曰，‘令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而嘆，烏即頭白，俯而嗟，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卷八《史補》）

    這全是怪誕之說，是受了方士思想的影響。再如劉敬叔的《異苑》上說：

    ”義熙中，東海徐氏婢蘭忽患羸黃，而拂拭異常，共伺察之，見掃帚從壁角來趨婢床，乃取而焚之，嫂即平復。“（卷八）

    這可見六朝人視一切東西，都可成妖怪，這正就是巫底思想，即所謂”萬有神教“。此種思想，到了現在，依然留存，像：

    常見在樹上掛著”有求必應“的匾，便足以證明社會上還將樹木當神，正如六朝人一樣的迷信。其實這種思想，本來是無論何國，古時候都有的，不過后來漸漸地沒有罷了。但中國還很盛。

    六朝志怪的小說，除上舉《博物志》、《異苑》而外，還有干寶的《搜神記》，陶潛的《搜神后記》。但《搜神記》多已佚失，現在所存的，乃是明人輯各書引用的話，再加別的志怪書而成，是一部半真半假的書籍。至于《搜神后記》，亦記靈異變化之事，但陶潛曠達，未必作此，大約也是別人的托名。

    此外還有一種助六朝人志怪思想發達的，便是印度思想之輸入。因為晉，宋，齊，梁四朝，佛教大行，當時所譯的佛經很多，而同時鬼神奇異之談也雜出，所以當時合中，印兩國底鬼怪到小說里，使它更加發達起來，如陽羨鵝籠的故事，就是：

    ”陽羨許彥于綏安山行，遇一書生，……臥路側，云腳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為戲言，書生便入籠，……宛然與雙鵝并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為君薄設。’彥曰：

    ‘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中具肴饌。……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

    ‘……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暫喚之……’……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

    此種思想，不是中國所故有的，乃完全受了印度思想的影響。

    就此也可知六朝的志怪小說，和印度怎樣相關的大概了。但須知六朝人之志怪，卻大抵一如今日之記新聞，在當時并非有意做小說。

    六朝時志怪的小說，既如上述，現在我們再講志人的小說。六朝志人的小說，也非常簡單，同志怪的差不多，這有宋劉義慶做的《世說新語》，可以做代表。現在待我舉出一兩條來看：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卷上《德行篇》）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裈衣，諸君何為入我裈中？’“（卷下《任誕篇》）

    這就是所謂晉人底風度。以我們現在的眼光看去，阮光祿之燒車，劉伶之放達，是覺得有些奇怪的，但在晉人卻并不以為奇怪，因為那時所貴的是奇特的舉動和玄妙的清談。這種清談，本從漢之清議而來。漢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議論政事，其初在社會上很有勢力，后來遭執政者之嫉視，漸漸被害，如孔融，禰衡等都被曹操設法害死（1），所以到了晉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議論政事，而一變為專談玄理；清議而不談政事，這就成了所謂清談了。但這種清談的名士，當時在社會上卻仍舊很有勢力，若不能玄談的，好似不夠名士底資格；而《世說》這部書，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書。

    前乎《世說》尚有《語林》，《郭子》，不過現在都沒有了。

    而《世說》乃是纂輯自后漢至東晉底舊文而成的。后來有劉孝標給《世說》作注，注中所引的古書多至四百余種，而今又不多存在了；所以后人對于《世說》看得更貴重，到現在還很通行。

    此外還有一種魏邯鄲淳做的《笑林》，也比《世說》早。

    它的文章，較《世說》質樸些，現在也沒有了，不過在唐宋人的類書上所引的遺文，還可以看見一點，我現在把它也舉一條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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