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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話題轉到聰明這事上，就有得調侃了。

    “從桌子上的情況來說，我們三人的聰明程度，如果按一個統一的標準，李茅第一，小蘇第二，我第三，這是按高考的效果，一把尺子量下來的，嚴格的可比性，對吧？”

    “你說高考，如果按這話說，我倒沒意見。”小蘇故意擺出驕傲的神色。

    李茅有點坐不住了：“瞎說什么大實話，本人雖然中過秀才，但也沒當官啊？”

    “所以說，人的聰明這事，得分特點。比如諸葛亮聰明吧，還不是一生為劉備效力。劉備厲害吧？武不過張飛，文比不上關羽，算什么呢？就連當官這事，也不是靠譜的比較方法。李杜高三人，要按詩歌成就和對后世的影響來說，李杜肯定比高厲害，但是，高卻是這三人中，官當得最大的。”

    “是嗎？莊哥，這事你得好好講講，我還沒聽說過呢。”李茅的興趣又來了。

    “這說了有什么意義嗎？難道你要跟你那沒出世的孩子講這些？”

    “我不是為了孩子而學，更多的，是為了然然而學，你知道，要打敗一個文科生，沒點冷門知識，是有點難的。”李茅承認了，他學習的主要目的，是要給然然交差。

    “李白這人，如果當官的話，肯定是個政治上的糊涂蛋，所以當年玄宗賜金還鄉的決策是對的，這個人在政治上很愚蠢。”

    小蘇望著我：“莊哥，我第一次聽人說，李白很蠢。”

    我簡要介紹了李白的求官經歷。“李白的家庭屬于商人出生，按當時社會地位排序：士農工商，這是最末一等，沒有機會參加科舉考試的。雖然富，但出生低微，被人看不起。但是，他會寫詩，舍得花錢，經人引薦，當然是走的夫人路線，這個事就不細說了。”

    “見了皇上，仍然不改狂放氣質，結果賜金還鄉，這段歷史，大家都知道。但是，他當官的理想還是不滅的。后來，安史之亂后，玄宗逃到四川，這就給當時的太子留下機會，自立為皇帝，尊父親為太上皇。此時皇帝就是肅宗了，但肅宗有個兄弟，叫永王，這人也有野心，為爭奪皇位，到處拉攏名人站臺，就拉上李白了。”

    “李白這人在政治上沒判斷力，一聽有人要重用他，就興奮了。還幫永王寫了好多吹牛的詩，自以為要大展宏圖了。他根本就沒看清楚，天下已經變了，肅宗派兵鎮壓永王后，李白就有罪了，被流放夜郎。要不是天下大赦，他估計要死在貴州了。最后以戴罪之身，流落民間，根本沒有當官的機會了。不幾年，他就死了。”

    他倆仔細聽完我的敘述，李茅若有所思地說到：“是的是的，我記得，李白是有一首詩，寫永王的軍隊威武的，搞得人熱血澎湃。”

    “其實，永王的軍隊在實際戰爭中，不堪一擊。李白這個說大話的人，把任何小事都可以寫得有聲有色的，讀了他的詩，估計永王自己也像打了雞血似的，這點實力，就想分庭抗禮，不知輕重。糊涂的王帶著糊涂的詩人，就這樣了。”

    小蘇不解地問到：“他這么聰明的人，怎么辦這么糊涂的事呢？”

    “太想一展抱負，太想當官了。被追求蒙蔽了雙眼，將虛幻看成了真。欲望扭曲了判斷，就是這樣了，你敢說，你沒這樣的經歷？”李茅的話有點直接，點了小蘇的痛處。

    小蘇有點不好意思，他當年被小馬所忽悠，不也是發財心切，狂心不歇的緣故嗎？

    “也不能說他是糊涂，他是給自己的標準定得太高，現實中沒有實現的途徑，一個貌似冒險的道路擺在面前，他也想去試試。”我解釋到：“李白給自己定的地位，不僅是要當官，甚至是要當一個改變天地的官，當皇帝的老師，建開疆辟土的功勛，揮灑自己豪放的意氣，縱橫江湖、快意恩仇，這恐怕是他的本性吧，從他的詩就可以看出來。大抵天才就這樣，天下已經裝不下他，總要做一些沖動的意氣之舉，不然對不起自己的熱情。”

    李茅問到：“李白的定位太高我承認，杜甫的定位估計就很低了，那他為什么沒有好結局呢？”

    “杜甫啊，在我看來，他的定位更高。如果說李白做官是想施展個人的抱負而已，杜甫就簡直是以天下為已任的一個人了。也許最開始，他只是想在京城混口飯吃，畢竟他比較窮，想落個長安戶口。但高考失敗，就到處托門子，走關系，為的就是討口飯吃，不過，他人老實，又不會像李白那樣吹牛，也沒錢打點關系，所以處處失敗，境遇凄慘。”

    “但后來，他的個性就顯示出來了。當肅宗登位后，他政治上還是清醒的，就去投奔新皇帝，得了個拾遺的官位，但他仍然不知輕重，犯顏直諫，得罪了皇帝，又被貶了。他是這樣一個偉大的人，為了天下為了良心，可以不顧自己的榮華，這是讀書人的楷模。為什么叫他詩圣，除了他詩寫得好以外，他做人的道德良心，也可稱為圣人了。這么高的定位，在亂世，是不可能成功的。”

    小蘇笑到：“莊哥，你給我普及了知識了。我原以為詩圣是指他的詩寫得太好，想不到，還有道德理想的緣故。”

    “當然，他的詩確實寫得好，光從寫詩角度上講，他也是圣人。這是他本人的良心與才華的體現，更是那個巨大變故的時代給予的，后世人，即使有他的才華與理想，也不可能如他那樣，有如此巨幅波動的生活與時代了。后來沒產生新的詩圣，不是后人不行，而是沒那個時代的機遇了。”

    李茅問到：“難道他是遇上了好時代？怎么覺得有點滑稽？畢竟人家過得這樣慘？”

    “至少從詩人的角度看，他是幸運的。藝術來源于生活，他是藝術家最有生活的人。他見證過中國歷史上最興盛的朝代，大唐盛世。他交往和見識的長安是世界第一在都市，世界的中心。他見過最偉大的詩人李白，聽過最偉大音樂家李龜年的音樂會，看過最美的女人楊貴妃編排的舞蹈，見識過最厲害的舞蹈家兼武術家公孫大娘的劍舞，貴妃及宰相在長安河邊春游的場景也可算是前無古人了。”

    “后世詩人，如果見到過任何其中之一的盛況，都足慰平生了。你想想，這些見識，豈是后代能夠趕上的？當然，他也經歷過中國最悲慘的時刻，安史之亂。投宿孤老家庭，流離逃難人群。家人因饑餓而死，茅廬因破而寒。曾寄人籬下有乞討之辱，曾困守茅屋有童子之欺。后來當官也算廳級干部，得罪皇帝又流落江湖。廟堂之高與底層之苦皆有嘗試，肥馬輕裘與衣不蔽體皆有經歷。這種豐富的人生體驗，只有在他那個時代才會擁有，這就是他作為天才詩人的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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