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頁

    “這就是國際治理體系的提出，國際治理體系是一個大問題。比如在坐各位要決定事情，是按實力說話，還是按人頭說話？是讓所有人都同意才行？還是大多數通過，默許多數人的暴政？”

    這個問題是當今國際社會的大事，如果按實力說話，那是聯合國，五常有絕對實力，所以有絕對權力。但是總有小兄弟不服氣。如果按人頭說話，必需要所有人一致才行，那就是歐盟。但總是議而不決，決而難行，沒有效率。

    “公平與效率是一對矛盾，中國在國內治理時，就面臨這個問題，更莫說這個世界了。如果要公平，比如毛時代的大鍋飯和人民公社，那就沒有多少效率了。如果要效率，任由資本沒邊界發展，公平性公打折扣，產生嚴重的貧富分化。”

    他停頓了一下，再次按開了圖片，說到：“這就是我今天要講的第三個變量：速度不均衡。”

    “按鄧大人改開的意圖，是先富帶動后富。這在當時，當中央處于絕對控制地位的時候，是做得到的。因為政府掌握著絕對的分配權。但是，為提高地方的積極性，中國的改革是從放權開始的，各地方按各自的步驟發展先行，問題就來了。有利于地方政府稅收的事，各發達地方干得火熱，而上交中央的稅收比例就減小了，減小收入就等于減小中央對經濟社會的控制權，為此。朱總就發明了分稅制，重新掌握了分配的主導權。”

    這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上也屢見不鮮，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往往會陷入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的大循環。

    “如果沒有今天我所說的變量的影響，這種做法是可能的，也是有效的。讓中央來調節分配比例，保障大致均衡。但是，大家知道，這兩個巨大的變量來了，新的不均衡被放大，治理方式如何改革，又擺在了領導的面前。”

    中國當然不能硬性屏蔽這兩個變量。全球化與信息化，正是中國近些年騰飛的翅膀，如果沒有這兩個變量，我們即使開放了，也只能給洋人打工，根本沒有彎道超車的機會。

    “怎么辦？如何擁抱這個巨大的機遇，但又要造成大致均衡的態勢？我們的領導又做對了。順勢而為，不在分配上下功夫，而在生產上下功夫。用發展的辦法解決或者說覆蓋舊的問題，這是不是在哲學上，肯定變化和運動，在實踐中的具體體現？”

    他這一說，會議室就轟動了，紛紛議論起來。這家伙畢竟有中外學習的背景，又在政府高層工作過，又在公司實踐賺了錢，出口不凡，立意高遠啊。直到此時，我才有點佩服他了。

    再想想自己準備的發言提綱，覺得非常淺薄了，果斷決定，暫時不發言。

    當然也有提出問題的，這些問題要么太專注于自己的專業，要么太過常識，沒引起我的注意。

    只有黃教授提出的問題，是我最關心的。他問到：“農村、偏遠貧困地區，怎么辦？”

    這是不均衡的極端問題，這也是個大問題，我看他怎么回答。

    我關心這個問題，是因為我是農民出身的，而且農村空心化，到了我難以想像的程度，完全廢棄的村莊，已經擺在了我的眼前。

    “中國所遇到的一切問題，解決辦法就是發展。但如何發展，這就是試驗。這是我們政府堅持得最好的一種辦法，及時試驗，及時推廣。大家注意到沒有，每一個新設想的試驗，我國總是分幾個地方同時進行，試驗周期大約一到兩年，讓新鮮的經驗馬上來適應新鮮的現實，以保證經驗不過時。”

    這是對的，下面討論時，有人總結了三個三，我覺得有意思：試驗總是從省市縣三級同時選點，總是從東中西三個地方同時發起，總是用提倡、文件、法規三種力度來推廣。

    中國人對三，真是情有獨鐘。

    “這里的道理在哪里呢？所有的理論，必須來源于新鮮的實踐。所以，那些學古典經濟學的、西方經濟學的，水土不服是肯定的。那些抱著老祖宗經驗的，不適應工業化和信息化的趨勢，是肯定的。最大知道的試驗和產生，都來自于試驗。將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引入物理學的試驗方法，這是中國的創舉，是偉大的。”

    試驗是試驗，總得有個大方向吧，不能亂搞。總得有個大趨勢吧，不能沒有目的和方向。這是我現在的疑問，估計他會解答的，因為這個疑問顯而易見。

    “我們既然不能回避前兩個變量，要解決好第三個變量，我們就加速前兩個變量，有一種勇氣在里面，有一種自信在里面，也有一種中國人的智慧在里面。”

    我知道他要說答案了。

    “政府就是借錢，也要投資于交通通訊的基礎設施，就是這個道理。在最遠的地方修鐵路，在最高的雪山修手機信號站，在最大的城市間加快交通的便捷，在窮的偏遠山村，架橋鋪路，免費安裝電視和信息設備。所有這一切，都是加快信息化和工業化的速度，讓這個速度產生三個效應，來平衡經濟中心遠端的落后，達到帶動的目的。”

    他所說的三個效應是什么呢？大家都沒說話，安靜得如同小學生。


    第(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