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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學與數學結合后，用一個事物的極限，來計算其邊界。比如稅收的頂點和底線是什么？這是一個極限問題，如果按數學方法來算的話，稅收的底線可以先設置為0%，頂點可以先設置為100%。

    比如如果稅收趨近于0%時，等于所有公共產品不存在，國家不存在，法律不存在，就可以反推出現代市場不存在，是不可能的。如果稅收趨近于100%時，商業活動全部虧本，市場活動不賺錢，生產停滯，市場死亡，也是不可能的。

    這只是理論上的初步設計，然后進行計算。計算很簡單，現實條件中來，從歷史數據中來，甚至可以簡單統計歷史及今天各國的稅收稅率后，得出最高值和最低值就行。拉弗曲線也是沿習統計數據加計算的方法，得出了結論。

    當我們聽到很多關于明君都是輕瑤薄賦、藏富于民的說法，并把文景之治拿來舉例謳歌。這其實是不講科學的說法。南宋時期也受其害，經濟那么發達的國家，政權不穩定，對地方勢力控制不力，軍隊建設不力，對付北方侵略更是不行。稅賦過于輕，不利于國家政權建設，更不利于抵御外敵。

    要知道，文景之治時，雖然稅率低，講究休養生息的國策，那是在恢復生產力時提出的，因為當時人民太窮了，經不起重稅。但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的，對匈奴的投降政策，讓太后自貶身份討好匈奴狼主，這樣的投降信，讓漢武帝看到了，都覺得是奇恥大辱。

    當要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時候，需要輕稅賦；當要強大國家機器準備戰爭時，稅賦必須高。這才是規律。當然高也有頂點，如果綜合稅賦超過50%后，社會生產積極性就被抑制，整體的生產力水平就會下降，是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的做法。

    在中國古代社會，稅賦的主要來源是農業，農業的利潤率是勞動力換來的，盡管中國古代的農業是世界上最發達的，但它的生產率是很難提高的。如此，它的稅收邊界是幾乎一個恒定的值。比如古代有什一稅，也就是稅率為十分之一。比如周朝的井田制，九塊一樣大小的田，正中間一塊是公田，也相當于稅收，相當于九分之一。

    如果稅收遠遠超過這個邊界，借用需求價格曲線的一個術語，就是超過生產率的彈性系數，這社會崩潰。

    要富國強后，就得增加稅收；稅收的過度增加，又會變為民貧國弱，歷史就在這個彈性系數中拉鋸。

    最有意思的春秋戰國時期。當孔子試圖恢復周王朝早期禮樂制度時，他忽視了一個巨大的經濟問題，那就是輕賦稅的不可能。君臣和睦，百姓安康，這當然是一個好理想。但是在春秋戰國時代，國家強盛與百姓安康，往往是矛盾的。所以，孔子的理論行不通，惶惶如喪家之犬，受困于陳蔡。

    在那個時代，民富與國強不可兼得。周朝的時候，天下還有大量沒有開墾的荒地，人口也不太多，發現生產可以攤大餅，鼓勵生產積極性，可以在擴大土地耕種面積和發揮勞動者生產積極性上下功夫。也就是說，國家在不提高稅率的基礎上，由于社會糧食總產量的遞增，國家財政的收入也在增強。這種生產要素擴張的條件下，是可以實現國富與民強的雙贏的。

    但是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可供開墾的農地，潛力很小。也就是說土地面積無法成規模擴大了。另一方面，勞動技能，或者說技術進步，并沒有改變生產方式，也不能為提高糧食單產帶來巨大效益。而且，人口劇增，同樣的土地養育更多的人口，矛盾就產生了。

    單產上升不了，就得擴張土地，用多余的勞動力組建軍隊，搶奪別國的土地，就成了各國現實的需求。春秋無義戰，都是為利益。

    為搶奪為自保，就得有大量軍隊。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賦稅增加就成了不得不干的一件事。但是，農業的生產率相對恒定的情況下，稅收是有邊界的，政府就是想強征高額稅收，也往往行不通，導致各國的稅率大致都在那個邊界的平衡點上。至此，各國的實力，也保持了大致的平衡。這種平衡是幾百年的平衡。要么有新的制度改變稅收格局，要么有新的技術改變農業產出，這種均勢是不好輕易打破的。

    技術上，由青銅器向鐵器過渡，這在各國幾乎在時間和規模上相似，各國也沒有比較優勢。也產生了魯班、墨家等科研人員和團體，但他們對生產的貢獻也不是很大。因為當時各國的威脅太直接，最聰明的人，往往把最新技術，運用于戰爭了。當然，中華民族是一個早熟的民族，農業發展的模式，從那時起直到一兩千年后，都沒什么革命性的進步。不是說我們后來的人笨，而是說古代的祖先太聰明，他們發明的技術，可以保持兩千年不落伍。

    關于戰爭的技術，產生了巨大的進步。比如越國的鑄劍冶煉技術，在今天出土的越王勾踐劍上，仍然令人敬畏。也產生了巨大的技術工程，比如鄭國渠，比如都江堰。

    變化是從商殃開始的。如何富國呢？在土地面積相對恒定、生產率相對恒定的情況下，受稅收邊界的約束，不能擴大稅率，如何提高國家的財政狀況，在建立軍隊時才能有與他國巨大的比較優勢，他從制度上做文章。

    郡縣制，法家思想，編制出全國統一的管理機制。直到今天，郡縣制也是中國政府組織結構的基本框架。全國政權高度統一后，雖然沒有提高稅率，但提高了征收效率。

    當其它國家有巨富偷稅時，有諸侯免稅時，有地主瞞報收入和土地面積時，等于流失了國家大量的稅收，讓豪強更強，人民更窮，國家更弱。郡縣制克服了這一點，打擊豪強，提高稅收征收效率，極大地充盈了國庫，為建立強大軍隊奠定了物質基礎。

    提高征收效率，也就增大了中央集權，與傳統豪強的矛盾不可調和之時，就是商殃被車裂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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