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寫國子監，我到國子監去逛了一趟，不得要領。從首都圖書館抱了幾十本書回來，看了幾天，看得眼花氣悶，而所得不多。后來，我去找一個“老”朋友聊了兩個晚上，倒像是明白了不少事情。我這朋友世代在國子監當差，“侍候”過翁同龢、陸潤庠、王垿等祭酒，給新科狀元打過“狀元及第”的旗，國子監生人，今年七十三歲，姓董。

    ——引自《國子監》

    我寫《國子監》大概是一九五四年，如果活著，已經一百一十歲了。

    我認識是在午門歷史博物館，時間大概是一九四八年春末夏初。

    老歷史博物館人事簡單，館長以下有兩位大學畢業生，一位是學考古的，一位是學博物館專業的；一位馬先生管倉庫，一位張先生是會計，一個小趙管采購，以上是職員。有八九個工人。工人大部分是陳列室的看守，看著正殿上的寶座、袁世凱祭孔時官員穿的道袍不像道袍的古怪服裝、沒有多大價值的文物。有一個工人是個聾子，專管掃地，掃五鳳樓前的大石坪、甬道。聾子愛說話，但是他的話我聽不懂，只知道他原先是銀行職員，不知道怎樣淪為工人了，再有就是和他的兒子德啟。只管撣撣辦公室的塵土，拔拔廣坪石縫中的草。德啟管送信。他每天把一堆信排好次序，“綹一綹道”，跨上自行車出天安門。

    曾經“闊”過。

    據朋友說，納監的監生除了要向吏部交一筆錢，領取一張“護照”外，還需向國子監交錢領“監照”——就是大學畢業證書。照例一張監照，交銀一兩七錢。國子監舊例，積銀二百八十兩，算一個“字”，按“千字文”數，有一個字算一個字，平均每年約收入五百字上下。我算了算，每年國子監收入的監照銀約有十四萬兩……這十四萬兩銀子照國家的規定是不上繳的，由國子監官吏皂役按份攤分……據說，連他一個“字”也分五錢八分，一年也從這一項上收入二百八九十兩銀子！

    說，國子監還有許多定例。比如，像他，是典籍廳的刷印匠，管給學生“做卷”——印制作文用的紅格本子，這事包給了他，每月例領十三兩銀子。他父親在時還會這宗手藝，到他時則根本沒有學過，只是到大柵欄口買一刀毛邊紙，拿到琉璃廠找鋪子去印，成本共花三兩，剩下十兩，是他的。所以，說，那年頭，手里的錢花不清——燴鴨條才一吊四百錢一賣！

    ——引自《國子監》

    據說，他兒子德啟娶親，搭棚辦事，擺了三十桌——當然這樣的酒席只是“肉上找”，沒有海參魚翅，而且是要收份子的，但總也得花不少錢。

    他什么時候到歷史博物館來，怎么來的，我沒有問過他。到我認識他時，他已經不是“手里的錢花不清”了，吃穿都很緊了。

    歷史博物館的職工中午大都是回家吃，有的帶一頓飯來。帶來的大都是棒子面窩頭、貼餅子。只有小趙每天都帶白面烙餅，用一塊屜布包著，顯得很“特殊化”。小趙原來打小鼓的出身，家里有點積蓄。

    在館里住，飯都是自己做。他的飯很簡單，湊湊合合，小米飯。上頓沒吃完，放一點水再煮煮。撥一點面疙瘩，他說這叫“魚兒鉆沙”。有時也煮一點大米飯。剩飯和面和在一起，搟一搟，烙成餅。這種米飯面餅，我還沒見過別人做過。菜，一塊熟疙瘩，或是一團干蝦醬，咬一口熟疙瘩、干蝦醬，吃幾口飯。有時也做點熟菜，熬白菜。他說北京好，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別處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沒有考察出來。

    他對這樣湊湊合合的一日三餐似乎很“安然”，有時還頗能自我調侃，但是內心深處是個憤世者。生活的下降，他是不會滿意的。他的不滿，常常會發泄在兒子身上。有時為了一兩句話，他忽然暴怒起來，跳到廊子上，跪下來對天叩頭：“老天爺，你看見了？老天爺，你睜睜眼！”

    每逢發作的時候，德啟都是一聲不言語，靠在椅子里，臉色鐵青。

    別的人，也都不言語。因為知道的感情很復雜，無從解勸。

    沒有嗜好。年輕時喝黃酒，但自我認識他起，他滴酒不沾。他也不抽煙。我寫了《國子監》，得了一點稿費，因為有些材料是他提供的，我買了一個瑪瑙鼻煙壺，煙壺的頂蓋是珊瑚的，送給他。他很喜愛。我還送了他一小瓶鼻煙，但是沒見他聞過。

    一九六〇年（那正是“三年自然災害”的后期），我到東堂子胡同歷史博物館宿舍去看我的老師沈從文，一進門，聽到一個人在傳達室里罵大街，一聽，是：

    “我操你們的祖宗！操你八輩的祖奶奶！我八十多歲了，叫我挨餓！操你們的祖宗，操你們的祖奶奶！”

    沒有人勸。罵讓他罵去吧，一個八十多的老人了，誰也不能把他怎么樣。

    經過前清、民國、袁世凱、段祺瑞、北伐、日本、國民黨、共產黨，他經過的時代太多了。如果把他的經歷寫出來，將是一本非常精彩的回憶錄（記性極好，哪年哪月，白面多少錢一袋，他都記得一清二楚），這可能是一份珍貴史料——盡管是野史。可惜他沒有寫，也沒有人讓他口述記錄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