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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聯大有一位歷史系教授，——聽說是雷海宗先生，他開的一門課因為講授多年，已經背得很熟，上課前無須準備；下課了，講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記得。每回上課，都要先問學生：“我上次講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絕地接著講下去。班上有個女同學，筆記記得最詳細，一句不落。雷先生有一次問她：“我上一課最后說的是什么？”這位女同學打開筆記來，看了看，說：“您上次最后說：‘現在已經有空襲警報，我們下課。’”

    這個故事說明昆明警報之多。我剛到昆明的頭二年，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三天兩頭有警報。有時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兩次。昆明那時幾乎說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飛機想什么時候來就來。有時竟至在頭一天廣播：明天將有二十七架飛機來昆明轟炸。日本的空軍指揮部還真言而有信，說來準來！

    一有警報，別無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作“”。“跑”和“警報”聯在一起，構成一個語詞，細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因為所跑的并不是警報。這不像“跑馬”“跑生意”那樣通順。但是大家就這么叫了，誰都懂，而且覺得很合適。也有叫“逃警報”或“躲警報”的，都不如“”準確。“躲”，太消極；“逃”又太狼狽。唯有這個“跑”字于緊張中透出從容，最有風度，也最能表達豐富生動的內容。

    有一個姓馬的同學最善于。他早起看天，只要是萬里無云，不管有無警報，他就背了一壺水，帶點吃的，夾著一卷溫飛卿或李商隱的詩，向郊外走去。直到太陽偏西，估計日本飛機不會來了，才慢慢地回來。這樣的人不多。

    警報有三種。如果在四十多年前向人介紹警報有幾種，會被認為有“神經病”，這是誰都知道的。然而對今天的青年，卻是一項新的課題。一曰“預行警報”。

    聯大有一個姓侯的同學，原系航校學生，因為反應遲鈍，被淘汰下來，讀了聯大的哲學心理系。此人對于航空舊情不忘，曾用黃色的“標語紙”貼出巨幅“廣告”，舉行學術報告，題曰《防空常識》。他不知道為什么對“警報”特別敏感。他正在聽課，忽然跑了出去，站在“新校舍”的南北通道上，扯起嗓子大聲喊叫：“現在有預行警報，五華山掛了三個紅球！”可不！抬頭往南一看，五華山果然掛起了三個很大的紅球。五華山是昆明的制高點，紅球掛出，全市皆見。我們一直很奇怪：他在教室里，正在聽講，怎么會“感覺”到五華山掛了紅球呢？——教室的門窗并不都正對五華山。

    一有預行警報，市里的人就開始向郊外移動。住在翠湖迤北的，多半出北門或大西門，出大西門的似尤多。大西門外，越過聯大新校舍門前的公路，有一條由南向北的用渾圓的石塊鋪成的寬可五六尺的小路。這條路據說是古驛道，一直可以通到滇西。路在山溝里。平常走的人不多。常見的是馱著鹽巴、碗糖或其他貨物的馬幫走過。趕馬的馬鍋頭側身坐在木鞍上，從齒縫里咝咝地吹出口哨（馬鍋頭吹口哨都是這種吹法，沒有撮唇而吹的），或低聲唱著呈貢“調子”：

    哥那個在至高山那個放呀放放牛，

    妹那個在至花園那個梳那個梳梳頭。

    哥那個在至高山那個招呀招招手，

    妹那個在至花園點那個點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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