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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稿子非常干凈，極少涂改。他寫稿大概不起草。我曾見過他的底稿，只是一些人物名姓，東一個西一個，姓名之間牽出一些細線，這便是原稿了。考慮成熟，一口呵成。趙樹理衣著不講究，但對寫稿有潔癖。他痛恨人把他文章中的“你”字改成“妳”字（有一時期有些人愛寫“妳”字，這是一種時髦），說：“當面說話，第二人稱，為什么要分性別？——‘妳’也不讀‘你’！”他在一篇稿子的頁邊批了一行字：“排版、校對同志請注意，文內所有‘你’字，一律不準改為‘妳’，否則要負法律責任。”這篇稿子是經我手發的，故記得很清楚。

    趙樹理是《說說唱唱》副主編，實際上是執行主編。他是負責發稿的。有時沒有好稿，稿發不出，他就從編輯部抱了一堆被審掉的稿子回屋里去看，不好，就丟在一邊，弄得一地都是廢稿。有時忽然發現一篇好稿，就欣喜若狂。他說這種編輯方法是“絕處逢生”。陳登科的《活人塘》就是這樣發現的，這篇作品能夠發表也真有些偶然，因為稿子有許多空缺的字和陳登科自造的字，有一個字，大家都猜不出，后來是康濯猜出來了，是“趴”，馬沒有四條腿，可不是趴下了？寫信去問陳登科，果然！

    有時實在沒有好稿，康濯就說：“老趙，你自己來一篇吧！”趙樹理關上門，寫出了一篇名著《登記》（即《羅漢錢》）。

    趙樹理吃食很隨便，隨便看到路邊的一個小飯攤，坐下來就吃。后來是胡喬木同志跟他說：“你這么亂吃，不安全，也不衛生。”他才有點選擇。他愛喝酒。每天晚上要到霞公府間壁一條胡同的餛飩攤上，來二三兩酒，一碟豬頭肉，吃兩個芝麻燒餅，喝一碗餛飩。他和老舍感情很好。每年老舍要在家里請市文聯的干部兩次客，一次是菊花開的時候，賞菊；一次是臘月二十三，老舍的生日。趙樹理必到，喝酒，劃拳。老趙劃拳與眾不同，兩只手出拳，左右開弓，一會兒用左手，一會兒用右手。老舍摸不清老趙的拳路，常常敗北。

    趙樹理很有幽默感。趙樹理的幽默和老舍的幽默不同。老舍的幽默是市民式的幽默，趙樹的幽默是農民式的幽默。他常常想到一點什么事，獨自咕咕地笑起來，誰也不知道他笑的什么。他愛給他的小說里的人起外號：翻得高、糊涂涂（均見《三里灣》）……他寫的散文中有一個國民黨小軍官愛訓話，訓話中愛用“所以”，而把“所以”連讀成為“水”，于是農民聽起來很奇怪：他干嗎老說“水”呀？他寫的“催租吏”是為了“顯派”，戴了一副紅玻璃的眼鏡，眼鏡度數不對，他就這樣深一腳淺一腳地在農村的土路上走。

    他抨擊時事，也往往以幽默的語言出之。有一個時期，很多作品對農村情況多粉飾夸張，他回鄉住了一陣。回來做報告，說農村情況不像許多作品描寫得那樣好，農民還很苦，城鄉差別還很大，說，我這塊表，在農村可以買五頭毛驢，這是塊“五驢表”！他因此受到批評。

    趙樹理的小說有其獨特的抒情詩意。他善于寫農村的愛情，農村的女性。她們都很美，小飛蛾（《登記》）是這樣，小芹（《小二黑結婚》）也是這樣，甚至三仙姑（《小二黑結婚》）也是這樣。這些，當然有趙樹理自己對感情生活的憶念，是趙樹理的初戀感情的折射。但是趙樹理對愛情的態度是純真的，圣潔的。

    ××市文聯有一個干部×××是一個一貫專搞男女關系的淫棍。他的亂搞簡直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他很注意保養，每天喝一大碗牛奶。看傳達室的老田在他的背后說：“你還喝牛奶，你每天吃一條牛也不頂？”×××和一個女的胡搞，用趙樹理的大衣墊在下面，把趙樹理的一件貂皮領子禮服呢面的狐皮大衣也弄臟了。趙樹理氣極了，拿了這件大衣去找文聯副主席李伯釗，說：“這是怎么回事！”事隔多日，老趙調回山西，大家送他出門，老趙和大家一一握手。×××也來了，老趙趴在地下給×××磕了一個頭，說：“×××我可不跟你在一起了！”

    聞一多先生上課

    聞先生性格強烈堅毅。日寇南侵，清華、北大、南開合成臨時大學，在長沙少駐，后改為西南聯合大學，將往云南。一部分師生組成步行團，聞先生參加步行，萬里長征，他把胡子留了起來，聲言：抗戰不勝，誓不剃須。他的胡子只有下巴上有，是所謂“山羊胡子”，而上髭濃黑，近似一字。他的嘴唇稍薄微扁，目光灼灼。有一張聞先生的木刻像，回頭側身，口銜煙斗，用熾熱而又嚴冷的目光審視著現實，很能表達聞先生的內心世界。

    聯大到云南后，先在蒙自待了一年。聞先生還在專心治學，把自己整天關在圖書館里。圖書館在樓上。那時不少教授愛起齋名，如朱自清先生的齋名叫“賢于博弈齋”，魏建功先生的書齋叫“學無不暇”，有一位教授戲贈聞先生一個齋主的名稱：“何妨一下樓主人”。因為聞先生總不下樓。

    西南聯大校舍安排停當，學校即遷至昆明。

    我在讀西南聯大時，聞先生先后開過三門課：楚辭、唐詩、古代神話。

    楚辭班人不多。聞先生點燃煙斗，我們能抽煙的也點著了煙（聞先生的課可以抽煙的），聞先生打開筆記，開講：“痛飲酒，熟讀《離騷》，乃可以為名士。”聞先生的筆記本很大，長一尺有半，寬近一尺，是寫在特制的毛邊紙稿紙上的。字是正楷，字體略長，一筆不茍。他寫字有一特點，是愛用禿筆。別人用過的廢筆，他都收集起來。禿筆寫篆楷蠅頭小字，真是一個功夫。我跟聞先生讀一年楚辭，真讀懂的只有兩句“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也許還可加上幾句：“成禮兮會鼓，傳葩兮代舞，春蘭兮秋菊，長毋絕兮終古。”

    聞先生教古代神話，非常“叫座”。不單是中文系的、文學院的學生來聽講，連理學院、工學院的同學也來聽。工學院在拓東路，文學院在大西門，聽一堂課得穿過整整一座昆明城。聞先生講課“圖文并茂”。他用整張的毛邊紙墨畫出伏羲、女媧的各種畫像，用摁釘釘在黑板上，口講指畫，有聲有色，條理嚴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揚，引人入勝。聞先生是一個好演員。伏羲女媧，本來是相當枯燥的課題，但聽聞先生講課讓人感到一種美，思想的美，邏輯的美，才華的美。聽這樣的課，穿一座城，也值得。

    能夠像聞先生那樣講唐詩的，并世無第二人。他也講初唐四杰、大歷十才子、《河岳英靈集》，但是講得最多，也講得最好的，是晚唐。他把晚唐詩和后期印象派的畫聯系起來。講李賀，同時講到印象派里的pointlism（點畫派），說點畫看起來只是不同顏色的點，這些點似乎不相連屬，但凝視之，則可感覺到點與點之間的內在聯系。這樣講唐詩，必須本人既是詩人，也是畫家，有誰能辦到？聞先生講唐詩的妙悟，應該記錄下來。我是個大大咧咧的人，上課從不記筆記。聽說比我高一班的同學鄭臨川記錄了，而且整理成一本《聞一多論唐詩》，出版了，這是大好事。

    我頗具歪才，善能胡謅，聞先生很欣賞我。我曾替一個比我低一班的同學代筆寫了一篇關于李賀的讀書報告——西南聯大一般課程都不考試，只于學期終了時交一篇讀書報告即可給學分。聞先生看了這篇讀書報告后，對那位同學說：“你的報告寫得很好，比汪曾祺寫的還好！”其實我寫李賀，只寫了一點：別人的詩都是畫在白底子上的畫，李賀的詩是畫在黑底子上的畫，故顏色特別濃烈。這也是西南聯大許多教授對學生鑒別的標準：不怕新，不怕怪，而不尚平庸，不喜歡人云亦云，只抄書，無創見。

    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

    沈先生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三門課我都選了——各體文習作是中文系二年級必修課，其余兩門是選修，西南聯大的課程分必修與選修兩種。中文系的語言學概論、文字學概論、文學史（分段）……是必修課，其余大都是任憑學生自選。詩經、楚辭、莊子、昭明文選、唐詩、宋詩、詞選、散曲、雜劇與傳奇……選什么，選哪位教授的課都成。但要湊夠一定的學分（這叫“學分制”）。一學期我只選兩門課，那不行。自由，也不能自由到這種地步。

    創作能不能教？這是一個世界性的爭論問題。很多人認為創作不能教。我們當時的系主任羅常培先生就說過：大學是不培養作家的，作家是社會培養的。這話有道理。沈先生自己就沒有上過什么大學。他教的學生后來成為作家的，也極少。但是也不是絕對不能教。沈先生的學生現在能算是作家的，也還有那么幾個。問題是由什么樣的人來教、用什么方法教。現在的大學里很少開創作課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適的人來教。偶爾有大學開這門課的，收效甚微，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

    教創作靠“講”不成。如果在課堂上講魯迅先生所譏笑的“小說作法”之類，講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寫環境，如何結構，結構有幾種——攢珠式的、橘瓣式的……那是要誤人子弟的。教創作主要是讓學生自己“寫”。沈先生把他的課叫作“習作”“實習”很能說明問題。如果要講，那“講”要在“寫”之后。就學生的作業，講他的得失。教授先講一套，放學生照貓畫虎，那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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