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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可以的話，陳韶并不想觸及自己今年到柏林之前的回憶。卻真的忘不掉。

    柏林熱鬧的大街人來人往，走了這么遠才見到一個乞丐。大周人口眾多，乞丐比例和德國差不多，數量自然會多些。

    然而印度的乞丐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在孟買的街道上，成群結隊的瘦弱小孩子沿街乞討。人流量很大的路段，坐在街邊的成年印度乞討者一個挨著一個。窮困已經不是針對少數人的厄運，而是覆蓋了印度貧民窟的常態。

    三年前，也就是1897年，陳韶跟隨母親陳馨婷參加了徐衍先生的葬禮。徐衍先生是陳韶母親的好友，也是著名的記者作家。他最出名的一篇報道是在1852年寫的《包身工》。

    在大周保定陸軍校園的私下社團中，對徐衍先生的評價頗為分裂。大同社就認為徐衍先生的《包身工》開創了基于勞工立場的批判。

    陳韶則對《包身工》里面那位被稱為‘蘆柴棒’的小女孩印象深刻。文章里面寫，她的手臂如同蘆柴棒般干枯細小。這是相當挑戰想象力的描述。

    直到1900年5月，親眼在印度貧民窟里見過成百上千的印度‘蘆柴棒’，陳韶才明白作家對1850年大周的描述并未夸張。自大周1870年新政后，遍地骨瘦如柴兒童的赤貧局面只是在大周消失了。在整個世界依舊廣泛存在。

    也是在印度，陳韶第一次見到的餓殍。骨瘦如柴的餓殍倒斃街頭。便是陳韶知道身為軍校生的自己會成為軍人，在戰場上與敵人廝殺。但是餓殍卻讓陳韶感覺背后發涼，無法接受。

    然而震動陳韶的并非只有窮困與死亡而已。在印度，陳韶見到了另外一種英國人。

    在大周有世界各國的外交人員，也有各國商人。這幫家伙們穿著得體，禮貌溫順。面對華夏人總是笑臉相迎，一副人畜無害的模樣。少數外國人甚至得到了華夏人的喜愛，融入了華夏社會。

    在印度的英國人則完全不同。

    粗壯肥碩的英國警察率領殖民地的印度警察殺進骨瘦如柴的印度窮人堆里，簡直是虎入羊群。油膩的壯漢們揮動手里木棍左掄右打，那份張揚，那份揮灑自如的囂張，那份理所應當的從容。與陳韶見過的英國佬判若兩人。

    離開印度之后，陳韶在6月初抵達了奧斯曼帝國。比起印度普通人的窮困，保持了獨立的奧斯曼帝國或許稍微好那么一點點。然而奧斯曼帝國正在歐羅巴列強的壓迫下搖搖欲墜。帝國軍校學員們大多出身奧斯曼中上層，在時間不長的接觸中，陳韶能夠感受到這些人對歐洲列強的憤怒與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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