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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經有一毛病，那就是不喜歡被人算計。

    為了不被盧勛所算計或惦記，他不得不又為自己立了一個標桿，那就是把書本的售價控制到二兩銀子以下。

    這目標難不難？

    當然很難。

    哪怕他指的是平裝本的售價，可是在這個時代，光是一本書的黃麻紙的成本，就差不多已接近二兩銀子,    再算上印刷成本，銷售成本等，一本書如果不賣上三到四兩銀子，絕對是虧本的。

    因此，他這話一出，不管是盧勛，還是德王爺和阮留之,    都嗤之以鼻。

    做慈善？

    那也得有個度對吧？

    大夏朝上百萬學子，一本書你虧一兩銀子，一百萬學子就起碼虧兩百萬，你哪來那么多銀子虧？

    所以對于他的這一標桿，根本就沒人信。

    “呵，那你們等著。”

    鄭經撂下這么一句之后，就轉身上了二樓，把其他三人徹底晾在了一邊。

    弄得德王爺等三人面面相覷。

    這家伙，哪來的底氣？

    他們百思不得其解。

    鄭經的底氣，自然是來自于新的造紙術，準確地說，是造紙新材料的運用。

    眾所周知，自漢代以前，中國是沒有造紙術的，那時候記載文字的工具，要么是竹簡，要么是綿帛，一直到了西漢，造紙術才出現,    然后等到了東漢,    蔡倫改進了造紙術之后，紙張才得以大量應用。

    可就算現在距離蔡倫改良造紙術過去已經四百多年了，但紙張還是屬于奢侈品，價格并不算便宜。

    要想紙張便宜，必須等到了唐宋之后，竹子材料大量應用于造紙術時。

    鄭經的底氣就來自于這里。

    他清楚地記得，等到了唐朝杜甫事情，一本杜甫的詩集，紙張成本就已經能控制到一千錢，也就是一兩銀子左右。

    因此，他接下來要做的，就是提前將竹紙這種成本低廉的新型紙張給“發明”出來。

    這對他來說也沒有多大的難度。

    要知道，哪怕到了一千多年之后的后世，也還是有三種不同類型的竹紙制作工藝被當成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被流傳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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