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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戰國時代的政治與社會-《中國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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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三晉及田齊的興起

    春秋時代的歷史大體上好比安流的平川,上面的舟楫默運潛移,遠看仿佛靜止;戰國時代的歷史卻好比奔流的湍瀨,順流的舟楫,揚帆飛駛,頃刻之間,已過了峰嶺千重。論世變的劇繁,戰國的十年每可以抵得過春秋的一世紀。若把戰爭比于賭博,那么,春秋的列強,除吳國外,全是涵養功深的賭徒,無論怎樣大輸,決不致賣田典宅;戰國時代的列強卻多半是濫賭的莽漢,每把全部家業作孤注一擲,每在旦夕之間,以富翁入局,以窮漢出場,雖然其間也有一個賭棍,以賭起家,終于把賭伴的財產騙贏凈盡。

    這變局怎樣造成的?因為春秋戰國之交記載特別殘缺,我們還不能充分知道。但有一點可以確說的:先后參加這國運的狂賭的列強,即所謂七雄者,其中除燕國在春秋末期和戰國初期的歷史完全是空白外,其余趙、魏、韓、田齊、楚和秦,我們都知道是曾起過一番政治經濟的大變革,曾把封建的組織加以人工的有計劃的摧毀的;前四國本身并且就是政治革命的產物。

    趙、魏、韓即所謂三晉。它們的前身是晉國的三個封區。趙氏的祖先本是累代替周王御車的。穆王時,著名的神御造父以功封于趙,因以邑為氏。造父的七世孫趙叔帶,因為幽王無道,脫離周室,往仕晉國。后來晉獻公用趙夙做“御戎”(戰時御君車的),畢萬為副,以滅耿、滅霍、滅魏。臨到論功行賞,把耿給了趙夙,把魏給了畢萬。此時趙氏在晉國始有了根據地,而畢萬始建魏氏。韓氏也以封邑韓原得名,其受封略后于魏氏,唯確實年代不可考。前583年,晉景公聽信讒言,疑趙氏謀叛,把這一家幾乎殺盡了,把它的田邑沒收了,因韓氏的勸諫,景公才復封趙氏一個僅存孤兒。這件故事,后經點竄,成為一件很動人的傳說。我國在18世紀間最先傳譯于歐洲的一部戲劇《趙氏孤兒》,是以這段傳說做底子的。趙氏復嗣后,不到四十年,成為把握晉國政權的六卿中最強的一族。所謂六卿包括上說的三家和范氏、中行氏、智氏。范、中行氏后來和趙氏火并;內亂連年的結果,二氏于前491年(孔子卒前十一年)被逐出晉國。他們的土地終于歸入其余的四家。前455年,智伯又脅迫著韓、魏和他合兵攻趙,把趙襄子圍在晉陽。聯軍決汾水灌城,只差三版便把全城淹沒。臨到城快要破的時候,韓、魏卻突然和趙勾結起來,把智伯殺掉,把他的土地也瓜分了。不久公室的土地也被分割到只剩下可忽略的數量,晉君竟卑屈到要去朝見三家的大夫,他后來的命運這里也可以不表了。前403年,周威烈王竟把三家的大夫升格為侯。通常以這一年為戰國時代的開場。于是三個新國出現于歷史的舞臺上;魏占有舊晉的中部和西南部,都于安邑(今山西夏縣),趙占有舊晉的北部,都于中牟(今河北邢臺與邯鄲之間),韓占有舊晉的南部,都于陽翟(今河南禹縣)。開國初的四十年內,三晉先后把國都遷到最適宜于向外發展的地帶。趙南徙邯鄲(今河北邯鄲縣);韓滅鄭,即以鄭都為新都(今河南新鄭);魏則東徙大梁(今河南開封)。

    三晉建侯后十七年(前386年)而齊的蛻變也完成。這年齊大夫田氏托魏文侯請得了周王的冊命,升格為侯。田氏即陳氏(陳田古音相同,春秋的記載用陳,戰國的記載用田),它的始祖乃是陳國的一個公子,名完,和齊桓公同時的。公子完避亂奔齊,甚得桓公的寵悅,仕為“工正”,以祖國的名號為氏。傳說公子完在本國娶親之前,他的岳家為婚事問卜,得到下面的讖辭:

    鳳凰于飛,和鳴鏘鏘。在媯之后,將育于姜。

    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與京。

    這神驗的預言無疑地是事后追造的。所謂五世,便是弒齊簡公的罪魁,孔子所要討伐的陳恒。陳恒既立新君,便專齊政,把國內稍強大的貴族盡數鋤去,只把自己的封地增加到多過齊君的采地。陳恒的兒子繼做齊相,更把齊都邑的大夫盡換了自己的宗人,再傳兩世到田和,恰好遇著一個沉迷于酒色的齊康公。田和索性把他遷海邊,留一個城邑給他過快活的日子,而自己踐登侯位。

    政變的潮流不久又波及周室。三晉和田齊的建國還須借重周王的冊封。但三晉受封后三十三年,韓、趙便過河拆橋,合力攻周,扶植兩個有力的王親,把周室分裂為二:東周都于洛陽的舊王城,西周都于鞏。此后周王的力量還比不上從前一個侯國里的小封君了。

    第二節 魏文侯、李克、吳起

    政權的轉移每牽連到政制的改革。三晉和田氏,在地盤的擴張中,各把國內林立的小封君陸續兼并了,最后連公室也消滅了。在建國之前,即在競爭生存的時期,它們為免實力的分散,不能把新得的土地多所割封。齊、晉舊有的小封君于是逐漸被非世職而無采邑的地方官吏所替代。當四氏建國時君主集權的局面同時成立,它們沒有回到舊路的需要,而且權力這東西原是易握難放的,雖然此后這四國和同時的其他各國,偶然也把土地封給功臣或子弟,但受封的人數既絕少,每個封區若不是寥寥的數城或十數邑便是荒野的邊地,絕不足和中央抗衡的,戰國時代的國家,先后都向君主集權的路走,而最先走上這條路的是三晉和田齊。

    這新建的四國當中,魏的新氣象為最顯著;它們的創業君主當中也以魏文侯為最英明。他開戰國招賢養士的風氣,在他的朝廷匯聚了國內外的人才。其中最可注意的除孔子的門人子夏外,有李克(或作李悝)和吳起。

    (1)李克,魏人,是子夏的弟子,做了文侯的卿相,他是我國第一個大法律家,手定魏國的新法典。后世所傳他的《法經》六篇大約就是這法典的底稿。《法經》是我國第一部詳細的律文,可惜已經亡佚了;我們只知道其中一篇叫作《網經》,是關于盜賊的劾捕的;另一篇叫作《雜律》,有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逾制等條目。李克又替文侯改定稅法。從他自己所述這新稅法的提議中,很可以看出當時農民生活的情形,現在把原文抄在下面:

    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百田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每石值三千錢),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于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收獲為平時的四倍),余四百石。中熟自三,余三百石。下熟自倍,余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將農民所余四百石取去三百石),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放給農民);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補不足也。

    這新稅法的實行,是戰國的初年魏國富強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不知道它到底實行了多久。

    (2)吳起,衛人,或說魏人。曾從曾子和子夏受學。他是戰國著名的兵法家,有兵書傳后(已佚,今本乃偽托)。他曾給文侯將兵大敗秦國,后來任西河守,抵御秦、韓,魏甚得力。他將兵和最下級士卒吃著一樣,睡不鋪席,行不用車馬,親自負糧,和士卒分勞苦,因此大得軍心。

    吳起在魏國以軍事顯。但他的政治本領卻留在楚國發揮。文侯死后,嗣君武侯,因受離間,對他生了疑心,他怕得罪,走去楚國。不久楚悼王任他做令尹。這時距吳人入郢有一百二十多年,楚滅了陳、蔡、杞、莒之后,疆宇大展,其國都久已遷回郢邑。吳起把三晉“明法審令”的一套介紹了過來,又教悼王把坐食無用的冗官悉數裁汰,把公族疏遠的廢掉,省下錢來養兵練兵,又把一部分貴族強迫遷徙,以實國中空虛之地;又替悼王立了一條新法,令每個封君的土地傳過三世之后得交還國家,這就是說,用緩進的手段把封建制度推翻。因為這些改革,吳起成了楚國的貴族的怨府。悼王一死(前381年),他們便暴動起來,圍攻吳起,吳起只得匿伏在王尸旁邊。在刀箭紛集之下吳起和王尸一齊糜爛。太子正位后,借著毀壞王尸的“大不敬”的題目,大加株連,坐罪滅族的有七十多家。楚國的貴族幾乎被一網打盡。楚國的新局面也就成立。

    吳起死后二十年而秦國開始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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