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的六月我寫完了《高老莊》，在后記中說：這可能是我20世紀里最后的一部長篇了。此話倒真言中。這一部《懷念狼》，還在寫《高老莊》時就謀劃于心，原本可以在一九九九年即可寫出，卻偏偏不能完成，一會兒是這樣的事纏身，一會兒又是那樣的事耽擱，并且寫了作廢，廢了再寫，就是讓你在兩千年里不得脫稿。可見人的一生寫多少文字，什么時候寫什么，都不是以人的意志所轉移的。別人或許說這是宿命論，唯心主義，但我卻有許多體會。我的愛好比較廣泛，其中之一是收藏秦、漢、唐年間的陶罐，往往得到一件東西，很快地，必會有同樣大小、色澤的另一件東西再得到，以物能引物，我就守株待兔，藏品也日漸豐富。干什么行當干得久了，說本行當的話時，似乎口里總有毒的，上至皇帝的教訓是口中不敢有戲言，下至樵夫，上山絕對禁口“滾了”的話。我自以為文章是天地間的事，不敢隨便地糟蹋紙和字，更認為能不能寫成，寫成個什么樣兒，不是強為的。文學不是以時代的推移而論高低，優劣也與作家的年齡大小無關，曹禺二十多歲寫成了《雷雨》，張愛玲一出道就完成了她的文學成熟。有的人十年才磨一劍，有的人倚馬千言，不可一概而論。各地有各地特產，比如貴州的酒、云南的煙、山西的醋，嗜酒者當然推崇貴州，但絕不必要認定貴州是人間天堂。

    想到了一位畫家，是西方的莫蘭迪，有文章說他幾十年在意大利的小鎮上面對了幾個罐子作畫，畫出了了不起的成就，遂也檢點起我在《高老莊》寫作中的一些困惑。十年前，我寫過一組超短小說《太白山記》，第一回試圖以實寫虛，即把一種意識，以實景寫出來，以后的十年里，我熱衷于意象，總想使小說有多義性，或者說使現實生活進入詩意，或者說如火對于焰，如珠玉對于寶氣的形而下與形而上的結合。但我苦惱于尋不著出路，即便有了出路處理得是那么生硬甚或強加的痕跡明顯，使原本的想法不能順利地進入讀者眼中心中，發生了忽略不管或嚴重的誤解。《懷念狼》里，我再次做我的試驗，局部的意象已不為我看重了，而是直接將情節處理成意象。這樣的試驗能不能產生預想的結果，我暫且不知，但寫作中使我產生了快慰卻是真的。如果說，以前小說企圖在一棵樹上用水泥做它的某一枝干來造型，那么，現在我一定是一棵樹就是一棵樹，它的水分通過脈絡傳遞到每一枝干每一葉片，讓樹整體的本身賦形。面對著要寫的人與事，以物觀物，使萬物的本質得到具現。畫家賈克梅第曾講過他的一個故事，當他在一九二五年終于放棄了只是關注實體之確“有”的傳統寫實主義繪畫后，他嘗試了所有的方法，直至那個“早上當我醒過來，房子里有一張椅子搭著一條毛巾，但我卻嚇出了一身冷汗。因為椅子和毛巾完全失去了重量，毛巾并不是壓在椅子上，椅子也沒有壓在地板上”，如隔著透明的水看著了水中的世界。他的故事讓我再一次覺悟了老子關于容器和窗的解釋，物象作為客觀事物而存在著，存在的本質意義是以它們的有用性顯現的，而它們的有用性正是由它們的空無的空間來決定的，存在成為無的形象，無成為存在的根據。但是，當寫作以整體來作為意象而處理時，則需要用具體的物事，也就是生活的流程來完成。生活有它自我流動的規律，日子一日復一日地過下去，順利或困難都要過去，這就是生活的本身，所以它混沌又鮮活。如此越寫得實，越生活化；越是虛，越具有意象。以實寫虛，體無證有，這正是我把《懷念狼》終于寫完的興趣所在啊。

    在《高老莊》的后記里，我主要談了作品之中文字之外的寫作人傳達出的精神，現在我們十分看重它。當今的中國文學，不關注社會和現實是不可能的，誠然關注社會和現實不一定只寫現實生活題材，而即使寫了現實生活并不一定就是現實主義。二十世紀末，或許二十一世紀初，形式的探索仍可能是很流行的事，我的看法這種探索應建立于新漢語文學的基礎上，漢語文學有著它的民族性，即獨特于西方人的思維和美學。誠然美國及西方的文化風靡，或許有一日全球統一化，但這一日對于中國來說畢竟不是短的日子。

    《懷念狼》徹底不是了我以前寫熟了的題材，寫法上也有了改變，我估計它會讓一些人讀著不適應，或者說興趣不大。可它必須是我要寫的一部書。寫作在于自娛和娛人，自娛當然有我的存在，娛人而不是去迎合，包括政治的也包括世俗的。

    新的世紀里，文壇畢竟是更年輕的作家的舞臺，我老了，可我并不感覺過氣。《懷念狼》是我新千年里的第一本書，在即將脫稿的時候，到處是慶典的活動，有記者來采訪，需要我談談感想，我并未因逢上了兩千年而歡喜若狂，我說，什么節日似乎與我都沒多大的干系。作為一個作家，我就像農民，耕地播種長了莊稼，莊稼熟了就收獲，收獲了又耕地播種，長了莊稼又收獲，年復一年，月復一月，日復一日吧。寫完了《懷念狼》，下來肯定又得去充電去謀劃去寫作了，只祈望著在以后的歲月里，雜事少些，疾病少些，自在多些。

    2000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