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明報月刊》

    潘耀明

    我是一九九一年進入《明報月刊》的。當初這一步踏進《明報月刊》的門檻，就跨越了兩個世紀。究其實，我在《明報月刊》統共十七年，那是處于上一個世紀之末新世紀之初的交替時期，也是平面出版開始受到網絡文化沖擊的艱難之秋。

    過去不少傳媒朋友問我，是怎么進入《明報月刊》的，我說是受到金庸文化理念的感召。這是實話。

    二十世紀的某一天，金庸讓董橋打電話給我。董橋說：“查先生要見你。”我聽罷有點意外，也有點興奮。在此之前除了應王世瑜兄的邀請，在《明報》副刊寫了一個每天的專欄外，與查先生大都是在文化聚會上遇見。他是公眾人物，我不過是文化界晚輩，大家只是點頭之交而已。

    且說我誠惶誠恐地跑到當年北角舊明報大廈查先生偌大的辦公室，查先生與董橋已坐在辦公室內。查先生與我寒暄過后，讓我坐下稍候片刻，他則移步到辦公桌去伏案寫東西。時間像墻上掛鐘發出的嘀嗒聲，一秒一秒地過去，空氣靜寂得像凝結了。為了打破這悶局，我偶爾與董橋閑聊幾句，都是不著邊際的話題。

    大抵過了半刻鐘后，查先生從書桌起身向我走來，遞了一份剛書寫好、墨香撲鼻的聘書給我。接到聘書后，我很激動，也很沖動，只瀏覽了聘書內容，便不假思索地簽署了。當時我還是某出版社的編輯部主管和董事，我還未向原出版社提出辭呈。

    這是我迄今接到的第一份手寫聘書，而且出自大家之手，豈能不為之動容？！

    與前幾任的主編不一樣，查先生在聘書上寫明，除要我當總編輯之外，還兼任總經理。這也許與我之前在紐約大學（nyu）念的出版管理學和雜志學有關。直到兩年之后《明報》上市，《明報月刊》也不例外地受到了市場的沖擊，我才幡然醒悟查先生良苦的用心：他希望我在文化與市場之間取得平衡，可見他的高瞻遠矚。

    第一天上班，例必向查先生報到，希望查先生就辦《明報月刊》給我一點指示。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查先生說話不多，依稀記得，他只說了一句：“你瞧著辦吧！”當我征詢，除了之前他在《明報月刊·發刊詞》揭示的“獨立、自由、寬容”辦刊精神外，他在商業社會辦一份虧蝕的文化性雜志有什么其他特殊原因嗎？他回答得更簡潔：“我是想替明報集團穿上一件名牌西裝。”

    換言之，辦《明報月刊》的另一層意義，也是為明報集團打造一塊文化品牌。后來他在另一個場合對我說，《明報》當初上市的股票，實質資產只有一幢北角明報大廈，每股港幣一角，上市后第一天的股值躍升至二元九角。換言之，有二元八角是文化品牌的價值。他說，文化品牌是無形資產，往往比有形資產的價值還要大。

    正因為查先生的睿智，經過多年經營，使《明報》成為香港“公信力第一”的報紙，相信這也是《明報》無形的財產。

    查先生在香港一九九七年回歸前，審時度勢，急流勇退，賣了明報集團。從經濟利益而言，查先生是一個大贏家，但其真正得失若何，相信只有他最清楚。套羅孚先生的話，《明報》是查先生畢生的事業。查先生沒能實現他最終的理想——找到一個如他所言的為他“真正度身定造的接班人”，相信是極大的遺憾。明報集團其后的發展是可預料的。

    查先生賣了《明報》集團，也想過另起爐灶，做一番文化事業。首先他想辦一份類似歷史文化的雜志，他準備寫長篇歷史小說，并在這份新雜志上連載。于是他找我過檔到他自己經營的明河社，為他策劃新文化雜志。我們曾在他位于北角嘉華國際中心的辦公室把酒言談過好幾次。每一次談話，查先生的興致都很高，他從一個隱蔽的酒柜取出威士忌來，親自給我斟酒，然后自己斟小半杯。我們各握一杯酒，話題敞開了，天南地北，逸興遄飛。那時的《明報》還是于品海時代，《明報月刊》處于十分尷尬局面。我毅然辭去《明報月刊》職務，準備追隨查大俠干一番文化事業。當時查先生與我簽了五年合約，可惜在我入明河社前夕，查先生入了醫院，動了一次心臟接駁大手術。這次手術不是很順利，他在醫院住了大半年。我當時只帶一位秘書過去。查先生因身體狀況大不如前，他對原來計劃也意興闌珊。

    張曉卿先生后來買了《明報》，我在明河社待了一年后，一九九六年重返《明報》，接手明報出版社工作。有一段時間，《明報月刊》的業務陷入低潮，當時明報集團的執行董事林厥先生和張曉卿先生的特別助理翁昌文先生找我，迫切地希望我能兼任《明報月刊》主編，我一時推搪不了，這樣一兼就十多年！

    在《明報月刊》五十多年運行的漫漫時間之河，經歷了九任主編。第一位主編是查良鏞先生，之后擔任主編的依次是胡菊人、董橋、張健波、古德明、潘耀明、邱立本、古兆申。從一九九八年起，我第二度接任編務。胡菊人歷時達十二年，其次是董橋，也有七年。我在前一時期做了四年，后期做了十八年，合共約二十三年。

    一本綜合性文化雜志在商業社會可以生存五十年，《明報月刊》是一個異數。記得李歐梵兄在《明報月刊》三十五周年紀念特輯中曾撰文，質疑像《明報月刊》這類平面出版物能維持多久，倒是十五年后的今天，《明報月刊》依然無恙。《明報月刊》所走的這條道路，前途肯定崎嶇不平。像《明報月刊》這樣堅持“中性價值”“不黨不私”，可以兼容不同意見的文化雜志，相信眼下是罕見的。我想，只要歷史使命未完成，它還是有存在的價值的。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