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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采取的制限，也是有的。所以《孟子》又說：

    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王制》也說：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干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獺祭魚，然后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后田獵；鳩化為鷹，然后設尉羅；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周禮》有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跡人、人等官。都屬地官）。

    第二節　工商業和貨幣20

    農業而外，生利的人便要數著工商。古代社會的經濟組織，雖然幼稚，然而農工商分業，卻久已實行。所以《管子·小匡篇》說：“士農工商四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龐，其事亂；是故圣王之處士必于間燕，處農必就田壄，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又說“士之子常為士”，“農之子常為農”，“工之子常為工”，“商之子常為商”。把工商兩種人比較起來，商人的程度，似乎高些。大約因為他們周游四方，無所不至；而工人則但立于官吏監督之下，篤守舊法，從事制造之故。

    中國的商業萌芽是很早的。《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貨，《漢書·食貨志》替它下個界說道：

    “食”謂農殖嘉谷，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

    前者是消費了它的本身以為利的，后者是不供給消費，拿來做“交易的手段”以為利的。《洪范》上頭，就把這兩種并列。可見當時的商業已占很重要的位置，又追溯它的起源道：

    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以下引《易·系辭》的話，見第三章第一節）。

    據此看來，就可見得中國商業萌芽的早了。

    后世的商業要分做兩種：一種是《王制》所謂“市廛而不稅”，《孟子》所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的（《公孫丑篇》。按鄭注《王制》說：“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趙注《孟子》說：“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兩說不同）。這種商人都有一定的廛舍，他們的廛舍是在國中，所經營的商業較大（《周禮》匠人營國，面朝后市，內宰佐后立市，也屬于這一種）。國家管理他們的法子也很嚴。《王制》上說：

    有圭璧金璋，不鬻于市；命服命車，不鬻于市；宗廟之器，不鬻于市；犧牲不鬻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鬻于市；奸色亂正色，不鬻于市；錦文珠玉成器，不鬻于市；衣服飲食，不鬻于市，五谷不時，果實未熟，不鬻于市；木不中伐，不鬻于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鬻于市。

    這種嚴厲的規則，有幾種意義：一種是為保持社會的階級制度，如“命服命車不鬻于市”等；一種是為維持社會上的風俗秩序，如“布帛精粗不中度”（當時的布帛，是交易的媒介物，有貨幣的性質）、“飲食衣服不鬻于市”等（為禁止人民的懶惰奢侈）；一種是為社會經濟、人民健康起見，如“五谷不時”、“木不中伐不鬻于市”等。

    《周禮》上管理商人的有司市以下各官，也很嚴厲的。大概當時的商人，是立于政府嚴重監督之下，不如后世的自由。然而商業的利益古人也很曉得的，所以《王制》和《孟子》都說“關譏而不征”，很有招徠的意思（《周禮》卻有關門之征，要兇——饑荒——札——疾疫死亡——才免。見司關）。

    還有一種，是在鄉野地方做買賣的，并沒有一定的廛舍（所以《白虎通》說“行曰商，止于賈”）。

    《公羊》宣十五年《何注》：因井田以為市，故俗語曰市井。

    《孟子》：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注：龍斷，謂堁斷而高者也。左右占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釋文》陸云：龍斷，謂岡壟斷而高者）。

    這種市大概是設在野田墟落之間的。未必終年都有，不過像如今的集市一般。神農氏日中為市，大概就是這一種制度。《酒誥》上說“肇牽車牛遠服賈”，大概也是農民于收獲之后，去趕這一種貿易的。

    工業也是這樣；有一種人，是專門做工的。就是《曲禮》所謂“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考工記》所謂“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植之工二”。這一種工人，是立于國家監督之下，而從事于制造的。所以《荀子》說工師之職是“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備用；使雕琢文采，不敢專造于家”。至于民間日用之物，大概都是自己造的。《考工記》：“粵無镈，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镈也，非無镈也，夫人而能為镈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可以推見一斑（大概切用的物，都是自己造的。俄國人某〈忘其名〉《新疆游記》，說新疆沙漠地帶，往往隔數里或百里，有一塊泉地。這種泉地里，都有漢人在那里耕種。除掉金屬器具之外，一切都能夠自制，可以無待于交易的）。

    古代的社會，經濟程度幼稚，每一個部落，大概都有經濟自足的意思。所以種種需用的器具，必須自造。工業就不得不特設專官。實在不能自給的，也得要仰給于人；然而這時候社會的經濟情形，未必一切貨物都能循供求相劑的原則，得自然的調劑。有時候缺乏起來，就得靠托商人，出去想法子。所以國家和商人，也有相依為命的時候。看子產對韓宣子說：“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可見（《左傳》昭十六年）。

    商人和工人的情形，雖已大略講過；然而古代貨幣的情形，也得考究它一考究，才能見得當時社會交換的狀況。按我國古代用為貨幣的，最多的就是“貝”，次之就是“布”。所以“貨、賄”一類的字，都是從貝，而后世的貨幣，還名為布（參看近人《飲冰室叢著·中國古代幣材考》）。至于金屬的使用，也是很早的。所以《史記·平準書》說：

    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龜貝。

    但是當時的制度，業已不可詳考，所以《漢書·食貨志》又說：“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其有一定的制度，實在起于周朝。《食貨志》又說：

    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

    錢圜函方，已經近于鑄造貨制。黃金雖然還在秤量時代，也已經明定一個用法；粗看起來，似乎金銅兩品“相權而行”了。然而實在不是。古代的黃金，并不和銅錢相權，而且黃金之外，用為貨幣的，還是珠玉，這都是用之于遠處，偶一行之，并不是常用的貨幣。《管子》說（據《文獻通考·錢幣考》，較今本《管子》為簡明）：

    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夫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漢，珠起于赤墅。東西南北去周七八千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為其途之遠，至之難，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

    可見“珠玉黃金”，不過當饑荒之際，需用極遠地方的貨物，偶一用之。至于平時民間使用，卻系用兩種銅錢相權。所以周景王要鑄大錢，單穆公說：

    古者天降災戾，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于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

    然而據戰國時代李悝所計算，則當時民間需用銅錢之數，也很少的。大概社會上的經濟，一大部分還在自足時代。請看下節。

    第三節　春秋戰國時代社會經濟的變遷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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