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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要咨詢您呢。是這么回事。

    我們公司有個老員工叫古樂，他是二零零五年四月入職我們運營中心的，入職后我們雙方曾簽過一份勞動合同，期限是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我們運營中心管理上有疏漏，合同期滿后，我們雙方沒再續簽勞動合同。古樂的月基本工資為一千元，每月發放不固定數額的提成，平均下來每月工資大約有兩千元。古樂在我們運營中心一直工作到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五日。

    二零一二年三月份，古樂到北京市豐臺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把我們給仲裁了，要求我們運營中心支付他二零零五年四月至二零一二年一月期間的延時加班費、休息日加班費和法定節假日加班費總計十二萬四千九百一十四元；二零零五年四月至二零一二年一月期間未休年休假工資三千三百六十點七元；二零零八年二月至二零一二年一月期間未簽訂勞動合同二倍工資差額九萬四千元等。”吳總道說著從文件袋中抽出了一摞文件遞給了王川。

    “今年三月的案子，勞動仲裁怎么裁決的？”王川一邊伸手接文件，一邊問道。

    “今年六月，北京市豐臺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做出裁決：要求我們與古樂補訂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的書面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支付古樂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七日至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期間法定節假日加班工資二千二百零七元；支付古樂二零一一年未休年休假工資九百二十元；支付古樂自二零一零年二月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期間未簽勞動合同二倍工資差額二萬四千八百元。駁回了他的其他仲裁請求。

    這不嘛，古樂不服仲裁裁決，又把我們告到了豐臺區人民法院。法院前兩天給我們發來了傳票，九月二十三號下午一點半開庭。”吳經理道。

    王川看過一遍吳經理提供的案件材料后，放下手中的文件看向吳經理道：“吳經理，我看勞動仲裁時對方提供了法定節假日加班的證據，而且公司這邊提供的考勤表也能證明對方進行了加班。加班費肯定是要給對方的。

    另外，我看咱們公司在勞動仲裁時主張對方已經休了年休假，咱們運營中心有休年休假的證據嘛？”王川問道。

    “哪有啊，即便真休了也沒記錄，公司管理很松散，根本沒人管這事。平時請假都是用短信或者打電話，哪有證據啊，那不過是代理人隨口說的。”吳經理苦著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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