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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先生，我希望您能守信用，咱們之前合同上可是有約定，改判后，您再支付五萬元律師費。”王川表情嚴肅道。

    “是，我也知道咱們合同上有約定，但是我這不是羅鍋上山前（錢）緊嗎！咱們能否打個商量，您退一步，我也努努力……”大光頭郭理笑嘻嘻道。

    王川見對方死豬不怕開水燙，死活要講價便問道：“你想給多少？”

    “一萬！”大光頭郭理伸出一根手指道。

    王川真想一把揪過他的手指頭直接剁下來，費了半天勁，給他爭取到了這么多財產，才給一萬，打發要飯的呢！

    “一萬肯定不行，這樣吧我給你打個七折，你再支付三萬五完事。”王川冷著臉道。

    “太高了，這樣吧，我也別一萬，你也別三萬五，咱們二萬怎么樣？”大光頭郭理道。

    “兩萬五，我給你打五折，這是底價了！”王川咬牙道。

    大光頭郭理見王川眼神不善，一笑：“好，就二萬五。您幫我開張發票。我劃卡給您。”

    王川出去叫來了會計，大光頭郭理在pos機上劃了二萬五千元，之后在大光頭郭理的要求下雙方簽署了補充協議，變更了律師費總額。

    大光頭郭理拿著判決書離開后，王川看著他離去的方向暗罵：談好的費用，說變就變，什么玩意啊！

    一月七號周一一大早，王川五點起床，提著案卷做最早一班地鐵向大興而去，二個多小時后，王川來到了大興區勞動人事仲裁委員會，此時的勞動仲裁委尚未開門。

    天冷的滴水成冰，早起的人各個捂著厚厚的大棉襖或羽絨服，行色匆匆。見不遠處有早餐攤，王川撿了張桌子坐下，要了一碗餛飩兩根油條吃了起來。

    早上九點，當王川走進勞動仲裁庭時，一位四十多歲的大姐正在整理桌上的案卷。

    “你是員工的代理人，還是公司的代理人？”四十多歲的大姐抬頭看向王川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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