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了” 此回一開始，有一連串的“了”字句寫得極好：“話說陳敬濟，自從西門大姐死了，被吳月娘告了一狀，打了一場官司出來，唱的馮金寶又歸院中去了，剛刮剌出個命兒來，房兒也賣了，本錢兒也沒了，頭面也使了，家伙也沒了，又說陳定在外邊打發人，克落了錢，把陳定也攆去了。”幾乎一句一“了”，凡九個“了”字寫出有錢人家不肖子弟的敗落之狀，歷歷如見，凄涼之中，又有黑色幽默。每讀至此，便想起《紅樓夢》第五十七回“慧紫鵑情辭試莽玉”中襲人所說的：“不知紫鵑姑奶奶說了些什么話，那個呆子眼也直了，手腳也冷了，話也不說了，李媽媽掐著也不痛了，已死了大半個了，連媽媽都說不中用了，那里放聲大哭，只怕這會子都死了！”也是一共九個“了”字，與《金瓶梅》此處的九“了”針鋒相對，一字不差。嗚呼，紅樓主人也是讀《金瓶梅》至微至細至用心者，也有如金瓶作者一模一樣的錦心繡口之才情，只因為《紅樓夢》自始至終寫得“溫柔敦厚”，從來都在人生最凄慘最丑惡的情景上遮一層輕紗，所以能夠迎合大多數讀者，尤其是小兒女的浪漫傷感口味，而《金瓶梅》卻銳利清晰，于大千世界無所不包，無所不見，更把人生之鮮血淋漓、丑陋可怕之處一一揭示給人看，難怪多數人皆掩面而去。讀《金瓶梅》，必須大智大勇，才能盡得此書之好處，又不至于走火入魔，否則便會如力量不夠者欲使大兵器，反而傷了自己。然而正無怪《金瓶梅》不能如《紅樓夢》一般取悅眾生。 看陳敬濟的下場，作者只消寥寥幾筆，便把富家公子哥兒窮途末路、走下坡路之快、沉淪之凄慘寫盡： 不消幾時，把大房賣了，找了七十兩銀子，典了一所小房，在僻巷內居住。落后，兩個丫頭，賣了一個重喜兒，只留著元宵兒和他同鋪歇。又過了不上半月，把小房倒騰了，卻去賃房居住。陳安也走了，家中沒營運，元宵兒也死了，只是單身獨自。家伙桌椅都變賣了，只落得一貧如洗。未幾，房錢不給，鉆入冷鋪內存身。花子見他是個富家勤兒，生的清俊，叫他在熱炕上睡，與他燒餅兒吃。有當夜的過來，叫他頂火夫，打梆子搖鈴。那時正值臘月，殘冬時分，天降大雪，吊起風來，十分嚴寒。這陳敬濟打了回梆子，打發當夜的兵牌過去，不免又提鈴串了幾條街巷。又是風雪地下，又踏著那寒冰，凍得聳肩縮背，戰戰兢兢。 這部書寫到此處，實在是徹骨的寒冷。難怪看官們要棄《金瓶梅》而就《紅樓夢》：《紅樓夢》后四十回續書寫賈府敗落，總是不肯寫其一敗涂地，總是要留下“蘭桂齊芳”的一線希望，就是寶玉出家，雖然在大雪之中光頭赤足，也還是披著大紅猩猩氈斗篷，何等浪漫富貴，哪里像陳敬濟，凍得乞乞縮縮，還吃巡邏的當土賊拶打一頓，“落了一屁股瘡”乎。 二杜子春的寓言 敬濟在此回，兩次得到一個善心的老人王杏庵幫助，但每次都把王老人給他的錢財揮霍得精光。第三次來見老人，老人送他去臨清的晏公廟做了道士。這段情節，似從杜子春故事脫胎而來。杜子春故事載于《太平廣記》卷十六，子春“少落拓，不事家產”，后來資財蕩盡，冬天衣破腹空，步行于長安市中，兩次受到一位無名老人的周濟——不過老人出手闊氣，第一次給了他三百萬錢，被子春揮霍干凈；第二次給了他一千萬，“不一二年，貧過舊日”；又遇到老人，“子春不勝其愧，掩面而走”，而老人拉住他，這次送給他三千萬，并約他明年在華山云臺峰老君祠雙檜樹下相見。杜子春這一回徹底改過，治理家業，第二年前往赴約，老人原是道士，要借子春之力煉丹，子春經歷了重重考驗，終因七情里面“愛”欲難除而失敗。 對比敬濟故事，我們可以看到對杜子春故事的借用與顛覆：敬濟也是在寒冬臘月“凍得乞乞縮縮”之際遇到老人；老人“身穿水合道服”；老人因后園中有兩株杏樹而號“杏庵”，與杜子春故事中兩棵檜樹相應；又薦敬濟做了道士。不過，杜子春是無意遇到道士，揮霍掉老人的贈金之后，頗有羞恥之心，見到老人掩面而走，不像陳敬濟這樣，自己主動走來磕頭，花光了老人的錢，居然還厚著面皮一次次來。王老人雖然“在梵宮呼經，琳宮講道”，又自號“杏庵居士”，畢竟是凡人，出手當然不像杜子春故事里的道士那樣闊綽——雖然對陳敬濟沒有任何利用的企圖，比道士要單純和真實得多。老人第一次送敬濟一件青布道袍，一頂氈帽，一雙鞋襪，一兩銀子和五百銅錢；第二次是一條褲子，一領布衫，一雙裹腳，一吊銅錢，一斗米——比第一次少了很多，而且給米不給銀子，大概是怕陳敬濟再花掉；第三次，明明看到陳敬濟，卻不主動叫他，還是陳敬濟自己“到跟前，扒在地下磕頭”，與杜子春故事里的道士正好相反。 敬濟在王老人的介紹下，到臨清晏公廟做了道士——沒有什么升仙的機會，只是十分平凡地做收香火費之類的“道士業務”而已，與杜子春的經歷相比，毫無浪漫可言。然而敬濟不但不能根除愛欲，七情六欲全都沒有丟掉。成為老道的大徒弟金宗明的孌童之后，便好似當初金蓮之要挾西門慶、要挾玉簫一樣，和道士約法三章，第一件居然是“不許你再和那兩個徒弟睡”——這是儼然以妾婦自居了。第二件便是掌握大小房間鑰匙，第三件是隨他往哪里去。于是得以拿著道士的錢財，在臨清謝家酒樓和馮金寶續上舊情。后來任道士因此氣死，想是善心的王杏庵始料未及的：天下盡有一心為好反而落歹的人與事，但只能說杏庵不識人，任道士更不識人，卻不能因噎廢食，非議一心行善濟人者，或者杜絕行善濟人之心。善心雖難得，但心善又有智慧更難得，倘若二者得全，才能真正濟世，否則徒然增加一個氣死的任道士而已。 作者在寫金寶與敬濟相見時，特用“情人見情人不覺淚下”為言，但描寫金寶，全為下文的韓愛姐陪襯，讀者不可被瞞過。馮金寶待敬濟——“昨日聽見陳三兒說你在這里開錢鋪，要見你一見”——無非是圖錢財，但就像孟玉樓、陶媽媽常說的，清自清，渾自渾，雖然同是賣身，卻一有情而一無情也。 金寶自言：住在橋西酒店劉二那里。劉二者，周守備府親隨張勝的小舅子。一句話，已經埋伏下了后來的故事，敬濟的結局。然則敬濟處處規模不如子春，敗于愛欲則一。 杜子春故事被清人胡介祉改編為《廣陵仙》。安排杜子春為太宰之子，曾娶相國之女袁氏為妻。子春手頭撒漫，耗盡萬金家財，丈母愛女婿，卻遭到相國兒子的嫉妒。相國奉命征海寇，家政由兒子主持，于是拒子春于門外，不復顧惜。子春窘迫，受到太上老君本人化成的老人贈金相助，第一次被相國兒子引誘賭博，全部花光；第二次子春出海經商，被海盜打劫；第三次，乃遍行善事，隨后入山修道，遇魔障而不迷，終成正果云云。杜子春先是被丈母娘寵愛，后來遭讒被趕逐，以及他和相國之子在利益上的沖突，我們都在陳敬濟的遭遇上窺見一些隱隱的重合。 《金瓶梅》喜歡“引文”（而且引自各種各樣的文體）和善于“引文”已經是很多學者研究的對象，各人之間存在認同，也存在一些分歧。比如說，韓南認為《金瓶梅》作者依賴文學背景勝于自己對生活的觀察。徐朔方則認為“引文”雖多，卻都不構成《金瓶梅》的主體部分。誠然。此外，我們應該看到，雖然在分析者來說，似乎把“引文”適當地穿插在小說里是相當吃力的工作，但是對于一個極為熟悉當時的戲曲、說唱、通俗小說文化的作者說來，只不過是“隨手拈來”而已，而且正因為這些引文不構成《金瓶梅》的主體，所以隨手拈來還是要比自造更現成。比如陳敬濟故事是對杜子春故事的回聲，也順便給知道杜子春故事的讀者造成一種對比：因為敬濟比子春要厚顏得多，也不知感恩得多。 浦安迪覺得作者的“引文”好像是高明的古代詩人之寫詩用典：又是繼承，又其實是與上下文相互生發的再創造，而不是被動機械地“拿來”。這個比喻十分恰當。這一點從作者“玩弄”杜子春故事就可以看出。我們可以想象，一個聽說過杜子春故事的讀者在看到陳敬濟遭遇時，會發出怎樣會心的微笑，又會怎樣地為其智慧地改寫感到驚喜。使用現成的戲曲、說唱、詞曲、小說，是《金瓶梅》一個十分獨特的藝術手段（比如用點唱曲子來描寫人物的心理和潛意識，傳情，預言結局，等等），也是具有開創性的藝術手段，在探討《金瓶梅》的主要藝術成就時，這一點應該考慮在內。此外，《金瓶梅》使用資料來源時的靈活性、創造性應該得到更多的注意：比如說上述和杜子春故事的重疊與顛覆就是一例。這種創造性給讀者帶來的樂趣與滿足感是雙重的：既熟悉，又新奇。熟悉感是快感的重要源頭，而一切創新又都需要“舊”來墊底。《金瓶梅》很好地做到了這一點，有足夠的舊，更有大量的新，于是使得舊也變成了新。《紅樓夢》就更是以《金瓶梅》為來源，成就驚人。熟讀金瓶之后，會發現紅樓全是由金瓶脫化而來。 三潑皮、道士、娼妓、呆后生 本回有許多小像，寥寥幾筆，寫得極為生動。晏公廟的任道士“年老赤鼻，身體魁偉，聲音洪亮，一部髭須，能談善飲”。拐走敬濟財物的鐵指甲楊大郎的弟弟楊二風，“胳膊上紫肉橫生，胸前上黃毛亂長，是一條直率光棍”。馮金寶見到敬濟，訴說相思，張口便道：“昨日聽見陳三兒說你在這里開錢鋪，要見你一見。”敬濟則掏出手絹給金寶拭淚，說道：“我的姐姐，休要煩惱，我如今又好了。”此時敬濟在晏公廟做道士，每天晚上給金師兄做殺火的孌童，卻取出袖中帕子為娼妓擦淚，一句“我如今又好了”，只覺得真是可憐的混人，醉生夢死地過日子，說呆話，把自己的生活，與周圍人的生活，與真心愛他護他者的生活，都弄得亂七八糟。而這樣人的可憐，正是魯迅在小說《藥》里面寫的“可憐可憐”——被可憐的人，反倒說“我如今又好了”，說不定反而覺得那可憐他的人是發了瘋呢。 四詞話本與繡像本這兩回的差異 詞話本有很多插科打諢的夸張描寫，繡像本一概無，因此繡像本顯得比詞話本更加寫實。如上一回中，在描寫拐帶陳敬濟貨物的伙計楊大郎時，詞話本道：“他祖貫系沒州脫空縣拐帶村無底鄉人氏，他父親叫楊不來，母親白氏。他兄弟叫楊二風，他師父是崆峒山拖不洞火龍庵精光道人，那里學的謊。他渾家是沒驚著小姐，生生吃他謊唬死了。”這一長串描述，借諧音做戲，以人名寓言，既有《西游記》《西游補》風味，又開《何典》的先河。但是楊大郎其人，卻因此變成明顯的寓言人物，不如沒有這段描寫更為實在。此回中，詞話本在描寫陳敬濟如何假作“老實”以騙取任道士信任時，用了一個在民間流行的傳統笑話，繡像本則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