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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傳令功曹有司，昭示所有官吏。一村有一戶百姓棄嬰，亭長立即免職！有三戶百姓不舉，里長就地撤職！死嬰十人，該縣戶曹掾、史皆免。若一縣境內，有溺嬰超過百人。縣令立斬不赦，不允贖刑！”

    “若一郡境內，一年不舉者過千人。太守及郡戶曹掾、史皆腰斬棄市！”

    這世間就沒有貫徹不下去的政令，只有不作為的官吏。

    有這么嚴苛的法令，底層官吏甚至能精準統計出每村有幾名孕婦，何時生產。

    讓這些官吏主動造福于民，大概他們是沒有多大動力的。

    但若百姓危及到他們的地位，這些官吏甚至能做到徹夜守在百姓房外，陪同這戶人家一起等待嬰兒呱呱墜地。

    就這種情況下，張瑞不信底層百姓還敢當著官吏的面將嬰兒摔死。

    作為主君，不需要治民，能治官便已足夠。

    如何使百姓順服，那是官員的事情。如何使官員順服，才是張瑞該做的事情。

    這一套政令施行下去，百姓如果有追求，為了從軍入伍、免除賦稅，將會即刻停止棄嬰之舉。

    即便胸無大志，亦會被官員嚴厲制止。

    棄嬰之風，將被極大遏制。

    但棄嬰本就是一個經濟問題，若百姓豐衣足食，誰也不愿行此湮滅人性之舉。

    只有提高生產力，使百姓富足才能徹底杜絕這種陋習。

    于是張瑞問道：“治下田畝幾何？一年得糧可有名數？官府倉庫，百姓私廩可得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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