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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聽你說那些，你也是復興社的頭頭，就不能直接讓他們放人嗎？”盛慕儀問道。

    “你太高看我了，這次可是最高層的布置，在上海只有一個人有權直接放人，是戴雨農不是我。其他人想要出來，都得走正常途徑找保人擔保。慕儀，你別大意，明天上班就安排這事，要不然夜長夢短，不知又會出什么岔子。”路鳴囑咐道。

    “嗯，只好這樣了，我現在就安排，一會就讓他們去作保。”盛慕儀性子更急。

    回到桌前，路鳴告訴杜鵑已經安排好了，她的那個小姐妹明天應該就能放出來了，盛氏的鈔票在警備司令部還是很有面子的。

    “我替那個姐妹謝謝您了。”杜鵑笑道。

    “是慕儀安排的，不用謝我。”

    “您和大小姐都是好心人，中國的有權人和有錢人如果都像你和大小姐那樣，誰還會提著腦袋鬧革命啊。”杜鵑有感而發道。

    路鳴一怔，他倒是沒想過這個問題。杜鵑時不時冒出一些金句，讓路鳴刮目相看。

    或許他和盛慕儀都是在美國接受的教育，思想比較平等、開放，所以回國后就顯得有些不倫不類，謙田是日本人中的另類，他和慕儀何嘗不是中國有錢人中的另類？

    “你也不要想得太多，好好生活，過好自己的小日子，革命什么的不是你們女孩子該操的心。”路鳴勸慰道。

    “女孩子就應該退避三舍，您不是一向主張男女平等的嗎？”杜鵑適時將了他一軍。

    路鳴啞然，人家這話問得沒錯，他只好聳聳肩苦笑一聲。

    “我知道您這是關心我，愛護我，而且無時無刻不在保護我，可是我也想自立，擁有自己的天地，我也不小了。”杜鵑感慨道。

    “你已經夠自立的了，再過幾年就能成為高級經理人了。”路鳴夸贊道。

    他是真心為杜鵑的改變感到高興。

    杜鵑原來不過像是金絲籠子里的鳥兒，飛不出男人的手掌心，今非昔比，現在她已經是一個獨立而堅強的女人了。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女性，尤其是大城市的女性，出現了一大批女權主義者，她們不僅生活上獨立、思想上獨立，甚至壓過了男人一頭。

    當時女作家丁玲在發表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記》之后，名聲大振，同時愛上了兩個男人：胡也頻和馮雪峰。

    丁玲樂此不疲地輾轉在這兩個男人之間，從詩詞歌賦聊到人生哲學，并且公開表示，兩個男人她都想要。

    類似的情況在知識女性中并不少見，當然并不一定都涉及男女情感，而是說女性擁有了自己對人生選擇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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