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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我們已經掌握了重要證據，他們同樣拒不承認。”黃炎寧說道。

    雖然他們以前沒審訊過中-共地下黨成員，但是從兄弟部門得到的經驗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共-黨分子的嘴巴都跟焊死的一樣，想用刑具撬開很難。

    當然也有一些特例，極少數地下黨怕死，或者是熬不過酷刑，叛變了自己的組織，向敵人招供了。

    顧順章就是這極少數叛徒中的典型代表，他的叛變給黨組織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

    顧順章是中央特科行動科（三科）的負責人。當時，他領導的“紅隊”(又稱“打狗隊”)極為活躍有名，確實制裁了不少叛徒特務，震懾了敵人，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黨在白區的損失，顧也由此當上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1931年4月24日，叛徒尤崇新碰巧在漢口游樂場發現了自己以前的領導顧順章。

    顧順章此時化名化廣奇正在舞臺上表演魔術，臺下掌聲讓他頗為得意，然而他并沒注意，就在一個昏暗角落里，還有一雙特殊的眼睛盯著他的一舉一動。

    當晚，化廣奇被當場逮捕，迅速押解到國民黨武漢綏靖公署行營。

    還沒進行刑訊呢，顧順章就先開口了，美其名曰愿意與國民黨展開“合作”，國民黨方面當然很歡迎這種“合作”。

    顧順章隨后供出了他所掌握的所有中共機密。

    幸虧打入中統內部并擔任特務頭子徐恩曾機要秘書的錢壯飛，及時獲取顧叛變的絕密情報，并搶在特務動手之前通知了黨中央機關。

    在上海的黨中央機構及江蘇省委由此經歷了一次亡命生涯，算是躲過了這場劫難。

    “黃副站長，你在警備司令部時也審訊過中-共地下黨成員吧，你覺得應該怎么審？”翁百齡問道。

    “當然是先禮后兵，先把好話說盡，把條件開出來，爭取對方的合作，如果他們死活不肯合作，那就只能用刑具說話了。”黃炎寧說道。

    “如果刑具也撬不開他們的嘴巴呢？”翁百齡問道。

    “這是很常見的，十個共-黨分子里能有一個開口的就不錯了，所以說咱們也別抱太大的期望。”黃炎寧說道。

    “那怎么行，必須把這人的嘴巴撬開，這可是關系到共-黨地下組織在上海展開秘密行動的關鍵，咱們必須從他的嘴里得到有用的線索。”翁百齡急了。

    “站長，每個共-黨分子嘴里當然都會有情報，可是能不能讓他說出來是另一回事，誰也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黃炎寧冷靜道。

    “如果他不肯說，就是戴長官來了，他也同樣不會說的。”趙元良補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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