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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已經擺平了，以后多加小心就是，不用驚動組織上了，等有了機會再做檢討。”董先生害怕她再滋生新的想法。

    “可是我不能欺瞞組織啊，犯了這樣大的錯誤，就應該自己請求處分。”安意堅持道。

    “同志，這里是敵占據，發報的時間非常寶貴，你的檢討不能占用，你可以用別的渠道向組織匯報。”董先生冷冷說道。

    安意知道所謂別的方式，無非就是人力傳送情報，那將會經過若干次接力傳送，速度非常緩慢。

    如果情況突然發生變化，她撤回根據地了，也許她人到了，情報還沒到。

    形勢就是如此嚴峻。

    安意也不是低情商的人，當然明白董先生是在委婉地阻止她，但董先生說的也沒錯，個人的事情都是小事，不能占用發報的寶貴時間。

    安意不作聲了，眼圈紅了起來，這是她到上海之后第一次流露出脆弱，董先生看在眼里，也有幾分感慨，把抽出來的香煙重新塞回煙盒里。

    “這次的事也不能都怪你，我沒能堅決阻止，也犯了錯誤。”董先生說道。

    “這怎么能怪你，全是我的錯，我是好心辦了壞事，我們實在是太缺錢了。”安意說道。

    “吃一塹長一智吧，上海的情況太復雜了，未來一段時間斗爭會更加激烈，北平、天津、廣州、武漢都是這樣，你在漢口土生土長，應該對大城市的復雜性有深刻的認識。”董先生說道。

    “我十五歲就成為組織的外圍成員，一直在漢口搞學生運動，師范畢業后去了部隊，感覺并不復雜啊。”安意有點天真的說道。

    董先生看了看她，嘆息一聲。

    地下工作是一種特殊工種，跟搞學運和工運不一樣，長期潛伏對一個人的心志既是一種鍛煉，也是一種考驗，不過歸根結底一句話，就像路鳴說的那樣，第一要務就是生存。

    只有生存下來，才能談到戰斗，如果連生存關都過不去，那就一切都是空談。

    “老董，你說路鳴能幫我們搞到那些物資嗎？”安意問道。

    “我相信他能搞到，如果連他都沒辦法，上海的地下黨組織肯定也搞不到，首先他腦子靈活，其次他有四通八達的社會關系。”董先生說道。

    董先生當然知道，地下黨組織在國民黨各個部門里都有潛伏人員，不過這些人都各自有各自的任務，既不能橫向聯系，更不能聚集在一起。

    不是他們沒有能力，而是組織紀律不允許。

    自從顧順章叛變之后，幾個大城市的地下黨組織都被連根拔起，就連中央特科的幾位首長都處在危險之中，如果不是錢壯飛及時警告，很可能也會被敵人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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