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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后敵我雙方又發生多次大規模交戰，87師、88師在張文白將軍指揮下，重創日軍王牌部隊第九師團和久留米混成旅團的精銳，取得“廟行大捷”。

    這也是自甲午戰爭以來，中國軍隊對日軍的首次大捷，有效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

    戰事一直持續到25日，遭受重創的第九師團已經無力發動進攻，只好垂頭喪氣地請求國內繼續增援。

    路鳴這些日子一直待在藍衣社研究戰報和情報，并且對這些情報進行歸納和總結。

    這些基礎工作本來屬于下面各個處室，不過他喜歡親力親為，經過研判得出結論，自己心里似乎更踏實一些。

    雖然日軍已經動用了陸軍第九師團，還裝出可能會進一步增兵的態勢，但是路鳴卻感覺日軍的行動已經到了收尾階段。

    路鳴對所掌握的情報分析后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日軍之所以打得如此兇猛瘋狂，其用意并不在于占領上海多少地方，而是特意顯示并放大其軍事實力，以此掩蓋真實的目的。

    日本盡管狡詐，真實目的也不難判斷：為了在以后的談判中訛詐中國獲取更多籌碼。

    1931年11月8日，土肥原制造了“天津事件”，將溥儀從天津日租界的住所秘密帶出，經大沽口、營口、旅順后抵達撫順，隨后被接到東北長春。

    這期間日本國內政界和軍界也上演了一場明爭暗斗。

    日本外交界一直不同意關東軍的主張，他們一直在想法阻撓關東軍把溥儀接到東北成立滿洲國的行動，可惜外交沒能壓倒軍事。

    說到底，還是日本天皇裕仁心存亞洲霸權，乃至更大的野心，這給了日本軍方好戰之徒有了可乘之機。

    1932年2月28日，應英國駐華艦隊司令凱萊的邀請，中國外交代表顧維鈞和第十九路軍參謀長黃強登上英艦“肯特號”，與日本海軍司令野村、首相私人代表松岡洋右（后任日本外相）會晤。

    雙方磋商三個多小時，達成了諒解事項五條，具體內容不贅述了。

    這五項事項基本內容就是中日雙方軍隊同時撤退，中國軍隊撤出筑壘區域，日方軍隊撤回軍艦，中間地域為緩沖區，由中國官員負責，并由中國警察維持秩序，所有行動由中日雙方代表和中立國代表監督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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