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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白先生和盛有德成為至交，正是源于他們有共同的理念，他們認為國家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刻，團結一致，求同存異，放棄黨派之爭，是必然的選擇。

    當然這不是說他們贊同-共-產-黨-的主張，他們依然是堅定的-三-民-主-義-擁護者，只是對于解決問題的辦法有異議。

    尤其是日本人的鐵騎敲響了侵略戰爭的警鐘之后，國民黨內反對內戰的呼聲更加強烈了。

    鄧文儀講完話后，儀式也就結束了，隨后在鼓樓大街的南京飯店舉行了大型招待宴會。

    到了飯店大廳后，路鳴發現身為社長的委員長已經走了，另外的一些黨軍政要人也沒有參加宴會。

    文白先生倒是留了下來，而且把路鳴叫到身邊落座，向同桌的人逐一介紹。

    閑聊中得知路鳴是《華盛頓郵報》的特派記者，這些人紛紛跟路鳴握手，夸贊他是青年英才。

    新聞記者在那個年代的確享有“無冕之王”的待遇，尤其是《華盛頓郵報》這樣知名媒體的記者。

    在他們眼里，路鳴的記者身份遠遠高于藍衣社的干部，甚至認為，如果他以這個身份要求見委員長，委員長恐怕都不會拒絕。

    一篇好的報道可以在全球產生影響，而這正是政治家們想要達到的目的。

    這頓飯路鳴吃得很拘束，同桌的都是跟文白先生差不多的要員，也是他的長輩，他知道文白先生叫他過來是出于好意，要讓眾人看到路鳴是跟他有特殊關系的人，是他要保護的人。

    幸好這些人的興趣都不在吃喝上，只是略微意思意思就都走了。

    文白先生離席后，路鳴趕緊回到鄧文儀和康澤這一桌，方才感到呼吸自由了。

    “文白先生是特地為你留下來的，你知道嗎？”鄧文儀笑道。

    “我知道，我很感動。”路鳴的確非常領情。

    他甚至懷疑同桌的那些人，也是文白先生打了招呼才留下來的，要不然怎么會在文白先生向他們介紹了之后，全都陸續離席走了呢。

    “路兄弟，以后上海那里就請你多費心了。”鄧文儀說道。

    “哪里，我個人有什么能力啊，還是靠大家，尤其是靠康兄的領導。”路鳴笑道。

    “也不是這樣說，咱們畢竟是自發組成的社團組織，不是正式的國家機構，所以在上海開展工作，可能會受到地方各種派系勢力的排擠和擠壓，不像我們在南京，有最高層支持。”鄧文儀感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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