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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佩弦來滬-《稻草人》

    每回寫信給佩弦,總要問幾時來上海,覺得有許多的話要與他細談。佩弦來了,一遇于菜館,再遇于鄭家,三是他來我家,四呢,就是送他到車站了。什么也沒有談,更說不到“細”,有如不相識的朋友,至多也只是“顛頭朋友”那樣,偶然碰見,說些今天到來明天動身的話以外,就只剩下默默相對了。也頗提示自己,正是滿足愿望的機會,不要輕易放過。這自然要趕快開個談話的端,然后蔓延不斷地談下去才對。然而什么是端呢?我開始覺得我所懷的愿望是空空的,有如燈籠殼子,我開始懊惱平時沒有查問自己,究竟要與佩弦細談些什么。端既沒有,短短的時光又如影子那樣移去無痕,于是若有所失地又“天各一方”了。

    過幾天后追想,我所以懷此愿望,以及未得滿足而感到失望,乃因前此晤談曾經得到愉悅之故。所謂愿望,實在并不是有這樣那樣的話非談不可,只是希冀再能夠得到從前那樣的愉悅。晤談的愉悅從哪里發生的呢?不在所談的材料精微或重大,不在究極到底而得到結論(對這些固然也會感到愉悅,但不是我意所存),而在抒發的隨意如閑云之自在,印證的密合如呼吸之相通,如佩弦所說的“促膝談心,隨興之所至。時而上天,時而入地,時而論書,時而評畫;時而縱談時局,品鑒人倫,時而剖析玄理,密訴衷曲……”可謂隨意之極致了。不比議事開會,即使沒法解決,也總要勉強作個結論,又不比登臺演說,雖明知牽強附會,也總要勉強把它編成章節。能說多少,要說多少,以及愿意怎樣說,完全在自己手里,絲毫不受外力牽掣。這當兒,名譽的心是沒有的,利益的心是沒有的,顧忌欺詐等心也都沒有,只為著表出內心而說話,說其所不得不說。在這樣的進程中隨伴地感到一種愉悅,其味甘而永,同于藝術家制作藝術品時所感到的。至于對談的人,一定是無所不了解,無所不領會,真可說彼此“如見其肺肝然”的。一個說了這一面,又一個推闡到那一面,一個說如此如此,又一個從反面證明決不如彼如彼,這見得心與心正起共鳴,合為妙響。是何等的愉悅!即使一個說如此,又一個說不然,一個說我意云爾,又一個殊覺未必,因為沒有名譽利益等等的心思在里頭作祟,所以羞憤之情是不會起的,駁詰到妙處,只覺得共同找到勝境似的,愉悅也是共同的。

    這樣的境界是可以偶遇而不可以特辟的。如其寫個便條,說“月之某日,敬請駕臨某地晤談,各隨興趣之所至,務以感受愉悅為歸”。到那時候,也許因為種種機緣的不湊合,終于沒什么可說,興味索然。就如我希望佩弦來上海,雖然不曾用便條相約,卻頗懷著寫便條的心理。結果如何呢?不是什么也沒有淡,若有所失地又“天各一方”了么?或在途中,或在斗室,或在臨別以前的旅舍,或在久別初逢的碼頭,各無存心,隨意傾吐,不覺枝蔓,實已繁多。忽焉念起:這不已沉入了晤談的深永的境界里么?于是一縷愉悅的心情同時涌起,其滋味如初泡的碧螺春,回味剛才所說,一一雋永可喜,這尤其與茶味的比喻相類。但是,逢到這樣愉悅是初非意料的。那一年歲盡日晚間,與佩弦同在杭州,起初覺得無聊,后來不知談到了什么,興趣好起來了,彼此都不肯就此休歇,電燈熄了,點起白蠟燭來,離開了憩坐室去到臥室,上床躺著還是談,兩床中間是一張雙抽屜的桌子,桌上是兩支白蠟燭。后來佩弦看了看時計,說一首小詩作成了,就念給我聽:

    除夜的兩支搖搖的白燭光里,

    我眼睜睜瞅著

    一九二一年輕輕地踅過去了。

    佩弦每次到上海總是慌忙的。顴頰的部分往往泛著桃花色;行步急遽,仿佛有無量的事務在前頭;遺失東西是常事,如去年之去,墨水筆和小刀都留在我的桌上。其實豈止來上海時,就是在學校里作課前的預備,他全神貫注,表現于外面的神態是十分緊張;到下了課,對于講解的反省,答問的重溫,又常常漲紅了臉。佩弦歡喜用“旅路”之類的詞兒,周作人先生稱徐玉諾“永遠的旅人的顏色”,如果借來形容佩弦的慌忙的神氣,可謂巧合。我又想,可惜沒有到過佩弦家里,看他辭別了旅路而家居的時候是不是也這樣慌忙。但是我想起了“人生的旅路”的話,就覺得無須探看,“永遠的旅人的顏色”大概是“永遠的”了。

    佩弦的慌忙,我以為該有一部分原因在他的認真。說一句話,不是徒然說話,要掏出真心來說;看一個人,不是徒然訪問,要帶著好意同去;推而至于講解要學生領悟,答問要針鋒相對:總之,不論一言一動,既要自己感受喜悅,又要別人同沾美利(佩弦從來沒有說起這些,全是我的揣度,但是我相信“雖不中不遠矣”)。這樣,就什么都不讓隨便滑過,什么都得認真。認真得利害,自然見得時間之暫忽。如何叫他不要慌忙呢?

    看了佩弦的《“海闊天空”與“古今中外”》一文的人,見佩弦什么都要去賞鑒賞鑒,什么都要去嘗嘗味兒,或許以為他是一個工于玩世的人。這就錯了。玩世是以物待物,高興玩這件就玩這件,不高興就丟在一邊,態度是冷酷的。佩弦的情形豈是這樣呢?佩弦并非玩世,是認真處世。認真處世是以有情待物,彼此接觸,就以全生命交付,態度是熱烈的。要談到“生活的藝術”,我想只有認真處世的人才配,“玩世不恭”,光棍而已,藝術家云乎哉!——這幾句就作佩弦那篇文字的“書后”,不知道他以為用得著否。

    這回佩弦動身,我看他無改慌忙的故態。旅館的小房間里,送行的客人隨便談說,佩弦一邊聽著,一邊檢這件看那件,似乎沒甚頭緒的模樣。館役喚來了,叫把新買的一部書包在鋪蓋里,因為箱子網籃都滿滿的了。佩弦幫著拉毯子的邊幅,放了這一邊又拉那一邊,還有伯祥幫著,結果只打成個“跌塞鋪蓋”。于是佩弦把新裁的米通長衫穿起來,剪裁寬大,使我想起法師的道袍;他臉上帶著小孩初穿新衣那樣的驕意和羞態。一行人走出旅館,招呼人力車,佩弦則時時回頭向旅館里面看。記認耶?告別耶?總之,這又見得他的“認真”了。

    在車站,佩弦悵然地等待買票,又來回找尋送行李的館役,在黃昏的燈光和朦朧的煙霧里,“旅人的顏色”可謂十足了。這使我想起前年的這個季節在這里送頡剛。頡剛也是什么都認真的,而在行旅中常現慌忙之態,也與佩弦一樣。自從那回送別之后,還不曾見過頡剛,我深切地想念他了。

    幾個人著意搜尋,都以為行李太重,館役沿路歇息,故而還沒送到。哪知他們早已到了。就在我們團團轉的那個地方的近旁。這可見佩弦慌忙得可以,而送行的人也無不異感塞住胸頭。

    為了行李過磅,我們共同看那個站員的鄙夷不屑的嘴臉。他沒有禮貌,沒有同情,呼叱似的喊出重量和運費的數目。我們何暇惱怒,只希望他對于無論什么人都是這個樣子,即使是他的上司或者洋人。

    幸而都弄清楚了,佩弦兩手里只余一只小提箱和一個布包。“早點去占個座位吧”,大家對他這樣說。他答應了,顛頭,將欲回轉身,重又顛頭,臉相很窘,躊躇一會兒之后,他似乎下了大決心,轉身徑去,頭也不回。沒有一歇工夫,佩弦的米通長衫的背影就消失在站臺的昏茫里了。

    原載《文學周報》192期,1925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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