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回寫信給佩弦，總要問幾時來上海，覺得有許多的話要與他細談。佩弦來了，一遇于菜館，再遇于鄭家，三是他來我家，四呢，就是送他到車站了。什么也沒有談，更說不到“細”，有如不相識的朋友，至多也只是“顛頭朋友”那樣，偶然碰見，說些今天到來明天動身的話以外，就只剩下默默相對了。也頗提示自己，正是滿足愿望的機會，不要輕易放過。這自然要趕快開個談話的端，然后蔓延不斷地談下去才對。然而什么是端呢？我開始覺得我所懷的愿望是空空的，有如燈籠殼子，我開始懊惱平時沒有查問自己，究竟要與佩弦細談些什么。端既沒有，短短的時光又如影子那樣移去無痕，于是若有所失地又“天各一方”了。

    過幾天后追想，我所以懷此愿望，以及未得滿足而感到失望，乃因前此晤談曾經得到愉悅之故。所謂愿望，實在并不是有這樣那樣的話非談不可，只是希冀再能夠得到從前那樣的愉悅。晤談的愉悅從哪里發生的呢？不在所談的材料精微或重大，不在究極到底而得到結論（對這些固然也會感到愉悅，但不是我意所存），而在抒發的隨意如閑云之自在，印證的密合如呼吸之相通，如佩弦所說的“促膝談心，隨興之所至。時而上天，時而入地，時而論書，時而評畫；時而縱談時局，品鑒人倫，時而剖析玄理，密訴衷曲……”可謂隨意之極致了。不比議事開會，即使沒法解決，也總要勉強作個結論，又不比登臺演說，雖明知牽強附會，也總要勉強把它編成章節。能說多少，要說多少，以及愿意怎樣說，完全在自己手里，絲毫不受外力牽掣。這當兒，名譽的心是沒有的，利益的心是沒有的，顧忌欺詐等心也都沒有，只為著表出內心而說話，說其所不得不說。在這樣的進程中隨伴地感到一種愉悅，其味甘而永，同于藝術家制作藝術品時所感到的。至于對談的人，一定是無所不了解，無所不領會，真可說彼此“如見其肺肝然”的。一個說了這一面，又一個推闡到那一面，一個說如此如此，又一個從反面證明決不如彼如彼，這見得心與心正起共鳴，合為妙響。是何等的愉悅！即使一個說如此，又一個說不然，一個說我意云爾，又一個殊覺未必，因為沒有名譽利益等等的心思在里頭作祟，所以羞憤之情是不會起的，駁詰到妙處，只覺得共同找到勝境似的，愉悅也是共同的。

    這樣的境界是可以偶遇而不可以特辟的。如其寫個便條，說“月之某日，敬請駕臨某地晤談，各隨興趣之所至，務以感受愉悅為歸”。到那時候，也許因為種種機緣的不湊合，終于沒什么可說，興味索然。就如我希望佩弦來上海，雖然不曾用便條相約，卻頗懷著寫便條的心理。結果如何呢？不是什么也沒有淡，若有所失地又“天各一方”了么？或在途中，或在斗室，或在臨別以前的旅舍，或在久別初逢的碼頭，各無存心，隨意傾吐，不覺枝蔓，實已繁多。忽焉念起：這不已沉入了晤談的深永的境界里么？于是一縷愉悅的心情同時涌起，其滋味如初泡的碧螺春，回味剛才所說，一一雋永可喜，這尤其與茶味的比喻相類。但是，逢到這樣愉悅是初非意料的。那一年歲盡日晚間，與佩弦同在杭州，起初覺得無聊，后來不知談到了什么，興趣好起來了，彼此都不肯就此休歇，電燈熄了，點起白蠟燭來，離開了憩坐室去到臥室，上床躺著還是談，兩床中間是一張雙抽屜的桌子，桌上是兩支白蠟燭。后來佩弦看了看時計，說一首小詩作成了，就念給我聽：

    除夜的兩支搖搖的白燭光里，

    我眼睜睜瞅著

    一九二一年輕輕地踅過去了。

    佩弦每次到上海總是慌忙的。顴頰的部分往往泛著桃花色；行步急遽，仿佛有無量的事務在前頭；遺失東西是常事，如去年之去，墨水筆和小刀都留在我的桌上。其實豈止來上海時，就是在學校里作課前的預備，他全神貫注，表現于外面的神態是十分緊張；到下了課，對于講解的反省，答問的重溫，又常常漲紅了臉。佩弦歡喜用“旅路”之類的詞兒，周作人先生稱徐玉諾“永遠的旅人的顏色”，如果借來形容佩弦的慌忙的神氣，可謂巧合。我又想，可惜沒有到過佩弦家里，看他辭別了旅路而家居的時候是不是也這樣慌忙。但是我想起了“人生的旅路”的話，就覺得無須探看，“永遠的旅人的顏色”大概是“永遠的”了。

    佩弦的慌忙，我以為該有一部分原因在他的認真。說一句話，不是徒然說話，要掏出真心來說；看一個人，不是徒然訪問，要帶著好意同去；推而至于講解要學生領悟，答問要針鋒相對：總之，不論一言一動，既要自己感受喜悅，又要別人同沾美利（佩弦從來沒有說起這些，全是我的揣度，但是我相信“雖不中不遠矣”）。這樣，就什么都不讓隨便滑過，什么都得認真。認真得利害，自然見得時間之暫忽。如何叫他不要慌忙呢？

    看了佩弦的《“海闊天空”與“古今中外”》一文的人，見佩弦什么都要去賞鑒賞鑒，什么都要去嘗嘗味兒，或許以為他是一個工于玩世的人。這就錯了。玩世是以物待物，高興玩這件就玩這件，不高興就丟在一邊，態度是冷酷的。佩弦的情形豈是這樣呢？佩弦并非玩世，是認真處世。認真處世是以有情待物，彼此接觸，就以全生命交付，態度是熱烈的。要談到“生活的藝術”，我想只有認真處世的人才配，“玩世不恭”，光棍而已，藝術家云乎哉！——這幾句就作佩弦那篇文字的“書后”，不知道他以為用得著否。

    這回佩弦動身，我看他無改慌忙的故態。旅館的小房間里，送行的客人隨便談說，佩弦一邊聽著，一邊檢這件看那件，似乎沒甚頭緒的模樣。館役喚來了，叫把新買的一部書包在鋪蓋里，因為箱子網籃都滿滿的了。佩弦幫著拉毯子的邊幅，放了這一邊又拉那一邊，還有伯祥幫著，結果只打成個“跌塞鋪蓋”。于是佩弦把新裁的米通長衫穿起來，剪裁寬大，使我想起法師的道袍；他臉上帶著小孩初穿新衣那樣的驕意和羞態。一行人走出旅館，招呼人力車，佩弦則時時回頭向旅館里面看。記認耶？告別耶？總之，這又見得他的“認真”了。

    在車站，佩弦悵然地等待買票，又來回找尋送行李的館役，在黃昏的燈光和朦朧的煙霧里，“旅人的顏色”可謂十足了。這使我想起前年的這個季節在這里送頡剛。頡剛也是什么都認真的，而在行旅中常現慌忙之態，也與佩弦一樣。自從那回送別之后，還不曾見過頡剛，我深切地想念他了。

    幾個人著意搜尋，都以為行李太重，館役沿路歇息，故而還沒送到。哪知他們早已到了。就在我們團團轉的那個地方的近旁。這可見佩弦慌忙得可以，而送行的人也無不異感塞住胸頭。

    為了行李過磅，我們共同看那個站員的鄙夷不屑的嘴臉。他沒有禮貌，沒有同情，呼叱似的喊出重量和運費的數目。我們何暇惱怒，只希望他對于無論什么人都是這個樣子，即使是他的上司或者洋人。

    幸而都弄清楚了，佩弦兩手里只余一只小提箱和一個布包。“早點去占個座位吧”，大家對他這樣說。他答應了，顛頭，將欲回轉身，重又顛頭，臉相很窘，躊躇一會兒之后，他似乎下了大決心，轉身徑去，頭也不回。沒有一歇工夫，佩弦的米通長衫的背影就消失在站臺的昏茫里了。

    原載《文學周報》192期，1925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