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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乎李云龍的意料，馬天生自從上次和他大吵了一架后，似乎并沒記仇，每天見面還總是和顏悅色地打招呼，顯得很有涵養，好像他倆之間從沒發生過什么不愉快。相比之下，李云龍就做得差多了，他是個不會掩飾內心活動的人，心里若是不愉快，便一定要表現出來。以前的老政委孫泰安是個老好人，脾氣好，沒野心，凡事總順著李云龍，還處處維護李云龍的威信，所以兩人之間從沒發生過爭吵，彼此相安無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李云龍是被孫泰安“慣”壞了。

    而馬天生就不同了，他認為自己是個堅持原則的人，凡屬于自己分內的工作，他絕不允許別人插手，有什么需要拍板的事，也絕不征求李云龍的意見，自己做主就是。他和李云龍第一次見面時曾很客氣地稱李云龍為老同志，希望多多幫助，聽得李云龍心里還挺受用，可日子長了，李云龍發現馬天生當初的話只不過是客氣一下罷了，他根本沒什么需要李云龍“幫助”的，只是把李云龍當成一個平級干部相處，既不顯得疏遠，也不特別尊敬。甚至也不像開始那樣稱他為“李軍長”，而是很隨便地稱“老李”。這種缺乏禮貌的行為使李云龍很不滿意，總在心里嘀咕：老李？那是你叫的嗎？娘的，一個小小的少校如今也和老子平起平坐啦。這他娘的到哪兒去說理？

    馬天生成天忙得很，他的工作很煩瑣，比如組織毛澤東思想講用會，連隊的“一幫一、一對紅”活動，著重培養一些基層連隊的學習“毛著”積極分子，組織部隊幫助農民搞春種秋收，抗旱抗洪。據基層干部反映，馬政委在助民勞動中的確身先士卒，有一次竟累得昏倒在田頭。他自律精神很強，煙酒不沾，沒有任何個人嗜好，除了重大場合，他平時總穿著一身補著補丁的舊軍裝。他調來的時間不長，就幾乎走遍了所有的基層連隊，在戰士們眼里，他像個和藹可親的連隊指導員，和戰士們促膝談心，噓寒問暖，親自把病號飯端到生病戰士的床前，感動得那個戰士流著淚一遍一遍地高呼“毛主席萬歲”。還有一些家庭生活困難的戰士曾接到家里的來信，聲稱接到了匯款，家庭困難已解決，希望安心服役云云。那些家庭受到幫助的戰士都認為，匯款人很可能是下來蹲點的馬政委所為。因為只有馬政委和他們談過心，詢問過家庭情況。還有一些夜里上崗的戰士，都見過馬政委屋子里到深夜還亮著燈光，有好事者趴著窗沿探望過，見馬政委正捧著毛主席著作在聚精會神地讀著。

    鄭秘書有一次去馬天生家送文件，回來后告訴李云龍，馬政委家里空蕩蕩的，除了幾件公家配發的家具外，幾乎什么也沒有，連床上的被褥都是有補丁的，可他有很多書籍，鄭波掃了一眼，只記住幾本，有《自然辯證法》，有《一八七一公社史》《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似乎還有黑格爾和斯賓諾莎的著作，書名沒看清。鄭波是這樣評價的：“看得出來，馬政委是個理論型的干部，文化水平很高，從藏書上能看出來，我以前也去過老政委孫泰安家，孫政委沒有藏書，除了‘四卷’，只有本艾思奇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從理論水平上看，這兩個政委是沒法比的。”

    李云龍聽著不大入耳，便陰沉著臉道：“鄭秘書，我是不是該和干部部打個招呼，調你去馬政委那里工作呀？”

    此話一出口，鄭波就住了嘴，從此再也不提馬政委的藏書和理論水平了。

    除夕那天，馬天生在全軍團以上干部會上作政治動員，提出要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李云龍在一旁插嘴道：“同志們要正確理解馬政委的意思，什么叫‘革命化的春節’？就是艱苦樸素，不許吃好的，你七碟八碗，大魚大肉，那還能革命嗎？告訴你們，修正主義就是這么出的，成天吃他娘的土豆燒牛肉，能不修嗎？所以，今年的春節要突出政治，要憶苦思甜，大魚大肉你們就別想了，各師團要以連隊為單位吃憶苦飯，請老貧農、老工人來憶苦，來倒倒苦水。嗯，還有件事，各單位的政工干部要嚴格把關，老貧農、老工人沒文化，說著說著腦子就容易糊涂，我聽說上次炮團開憶苦會就出了問題，憶了半天硬是憶到1960年去了。這像話嗎？幸虧是沒文化的老貧農，要是從有文化的馬政委嘴里說出來，那還不成了反革命？同志們別笑，這有什么好笑的？針尖大不大？要是放在政治上，就比他娘的磨盤還重。你們還別不信，打個比方說，也許你是個好人，可平常得罪過人，有人恨你，就老琢磨你，可你小子又不長眼，說話不注意，惹出政治上的麻煩，人家不揪你小辮子揪誰？誰讓你不長眼？這反革命你不當誰當？要真到了這步田地，我這個當軍長的也救不了你。你是活該。好啦，我就說這些，馬政委還有什么要說的？”

    身為政委的馬天生本來是會議主持者，誰知李云龍一通喧賓奪主、信馬由韁的胡扯，把他稀里糊涂變成了旁聽者，而李云龍倒成了會議主持者，臨了還裝模作樣問他有什么要說的。他沒什么要說的，心說你說了這么多，我還有什么說的？不是都讓你說了嗎？馬天生清了一下嗓子道：“剛才軍長作了指示，我舉雙手贊成，吃憶苦飯的形式很好，大家要通過這種形式認識到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今天的幸福生活來之不易，希望大家能通過憶苦思甜化作工作上的動力，在新的一年里有個新氣象，深入開展‘文化大革命’這場運動。好，我看就這樣吧，散會！”

    李云龍又來了事：“司令部和政治部的干部都留下，別的人都快點兒退。”

    馬天生坐著沒動，冷眼注視著李云龍，想看看他還要干什么。

    “大家都往一塊兒坐坐，別坐那么散，魯副主任，你們倆在后面嘀咕什么呢？有話拿到桌面上說，咱這里暫時還沒出現階級敵人，用不著成天琢磨……”李云龍沒好氣地招呼道。軍官們都笑了起來，政治部副主任魯山漲紅了臉申辯道：“軍長，我正問憶苦飯的做法呢，沒琢磨人……”

    “你就是琢磨也沒關系，你們政治部不就是干這工作的嗎？不說這些了，咱們言歸正傳。今天的憶苦飯，司令部和政治部放在一起，飯后要組織學習，學‘老三篇’，革命化的春節嘛，就得這么過，誰也別想弄上兩口憶苦飯就回家吃魚吃肉，這是欺騙組織，門兒也沒有。大家不是都配了對兒嗎？笑什么？‘一幫一、一對紅’，不是配對兒是什么？別凈往歪處想，學習時以對兒為單位，先進的幫落后的，一塊兒紅起來，不能讓落后的把先進的拉下水，成了一個水平，那叫‘爺兒倆比雞巴——一個鳥樣’。”

    軍官們大笑起來，他們早聽慣了軍長的粗話，都覺得很生動，一點也不枯燥，只有馬天生和魯山微微皺了一下眉頭。“既然大家都配了對兒，我也不能例外，也要配對兒，找誰配呢？看來只能找馬政委了……”下面又是哄堂大笑。

    因為這種結對子有個不成文的慣例，一般都是先進的主動找落后的結對子，軍長顯然覺得自己是先進的，而政委卻成了落后分子，在這些軍官看來，軍長和政委才真是“一個鳥樣”，誰幫誰呀？馬天生沒想到李云龍會主動找他結對子，他知道李云龍對自己很有些看法，馬天生又何嘗不是這樣，兩人個人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深，以至于工作上的分歧越來越大。馬天生調來時間不長，根基尚淺，還是很愿意和李云龍緩和一下矛盾的。

    他站起來很誠懇地說：“我愿意和李軍長結對子，希望得到李軍長的幫助，共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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