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已經說過，加西莫多在副主教和愛斯梅拉達雙雙死去的那天傍晚，他便從巴黎圣母院消失不見了。從此以后，再也沒有人看見他。

    吉卜賽姑娘被絞死的那天晚上，按照慣例，劊子手便把她的尸體從絞刑架上解了下來，然后便扔到隼山的地窖里。

    隼山，正如索瓦爾說的那樣，它是王權統治中最古老、最威嚴的絞刑臺。它在圣殿關廂和圣馬丁關廂之間，離庫爾提比較近，就算離巴黎也只有一百六十里地。它是一個不是特別高，且奇形怪狀的小山丘，卻十分陰森恐怖。

    讀者不妨想象一下，有一個高十五尺、寬三十尺、長四十尺的平行六面體的建筑物，坐落在一個大石灰堆的頂上，它有一道門，一排外欄桿以及一個平臺。十六根高三十尺的粗大石柱子立在平臺上，一根橫梁架在兩根石柱子的頂端，橫梁上隔垂著一條鐵鏈，每條鐵鏈上都掛著死人的骷髏。一個石質的十字架和兩個較小的絞刑架，擺在附近的一塊平地上，就像是從主樹干上派生出來的兩條枝丫。在這些可怕的景物上空，時刻盤旋著一群烏鴉。這便是隼山了。

    建于1382年的這座絞刑架，到了十五世紀末，它已經被磨礪得破敗不堪了。橫梁腐朽，鐵鏈生銹，石柱上長滿青苔，因長時間無人行走的平臺，雜草叢生。這座高聳的建筑物映襯著天空，樣子極其恐怖，特別是在晚上朦朧的月色照著那些骷髏頭，或者夜風呼嘯，鐵鏈撞擊著骷髏，一切都在黑影中搖晃時，簡直就是一座陰風亂舞的地獄。

    這座讓人恐懼的大建筑物的底座下面是空的，其中筑有一個大大的地窖。四周有鐵柵欄圍著，被扔在里面的不只是從隼山的絞刑架上解下來的尸體，還有巴黎各處絞刑架上被絞死的不幸的人。在這個地窖里，數不清的人類軀體和說不清的罪惡一同腐爛，世界上無數的偉大人物，無數清白無辜的人物在死后被無情地扔到這里。第一個在隼山被絞死的人叫昂格安·德·馬意尼，他就是一個正人君子；最后一個被送到這里的也是一名正人君子，叫做郭里尼，他是一名海軍統帥。

    至于加西莫多的失蹤，我們所發現的便是下面這些情況：

    在這篇故事結尾的事件發生大約兩年或十九個月之后，人們去隼山的地窖里找奧里維·勒丹公爵的尸體，他是兩天前被處死的，查理五世恩準他的身體葬在圣洛昂，埋葬在較為善良的人中間。人們在那些可怕的死人堆里發現了兩具奇怪的尸體：兩具緊緊抱在一起的尸體，其中一具是男尸，另外一具是女尸。女尸身體上還殘留一些白色布片，而且脖子上還掛著一個鑲有綠色玻璃的小香囊，可里面什么也沒有。可能因為這件東西并沒有什么價值，因此那些劊子手并沒有搜刮走。人們還發現緊緊抱住她的那具男尸，他的脊椎骨嚴重變形，腦袋更是縮到了肩胛骨中，而且一條腿長，一條腿短。而且，他明顯不是被絞死的，因為他脖子上沒有一點傷。于是，人們紛紛猜測，這個男人應該是主動來隼山送死的。可是當人們想把他和他緊緊抱住的那具尸體分開時，他卻立即化為灰燼。

    維克多·雨果，是十九世紀前期浪漫主義文學家的代表。而他的浪漫主義文藝思想的核心，便是“對照審美原則”，是他在為《克倫威爾》寫的序言中提出的。他是這樣闡述“對照審美原則”的：“大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不會因為人的意志，而變成單純的高雅或崇高，它們是一種混合體，處于復合雜陳狀態，‘丑陋就在美麗的旁邊，畸形緊挨勻稱，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惡與善并存，黑暗與光明相共。’藝術家不能違反自然的本性，無權將兩者加以割舍，應該同時加以表現，‘把陰影滲入光明，讓粗俗結合崇高而又不使它們相混’；大自然所給予藝術的最豐富的源泉，便是滑稽丑怪作為崇高優美的配角和對照。”

    雨果的代表作《巴黎圣母院》，就是這種對照審美原則的范本，作品通過環境與事件，人物與人物，群體與群體的多重對照，突出了其重大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

    《巴黎圣母院》所選擇的情節展開基地和人物活動的主要場景——巴黎圣母院，是最適合也是最具有對比意義的地方。巴黎圣母院，這座擁有一千多年歷史的大教堂，不但是法國建筑史上的偉大奇跡，更是法國幾代王朝“政教合一”統治的神圣象征。但是，就在這樣一座堪稱神圣的地方，卻上演了一幕幕的滑稽丑劇：自視神圣莊嚴的教會，卻將集美麗與純真于一身的吉卜賽女郎視為邪惡而送上絞刑架；道貌岸然的圣母院副主教堂·克洛德·孚羅洛，卻是一個對金錢和美女有著強烈占有欲的偽君子。作者通過場景與事件的對比，不僅揭露了教會的偽善、邪惡與冷酷，還突出了作品反封建、反教會的意義。

    《巴黎圣母院》中的幾個主要角色，構成了一個網絡式的對比關系。小說的中心人物是愛斯梅拉達，她與三個男人的相互對比而顯現出人物思想性格，揭示作品的思想意義。愛斯梅拉達與加西莫多，是外貌的美丑對比。愛斯梅拉達外表奇美，宛如天仙；加西莫多外表奇丑，甚似妖魔鬼怪。而高尚、純潔的靈魂，又使這兩位相貌有著有天壤之別的男女相互親近，互相幫助，和諧共處。在這一對比中，雨果將“丑就在美的旁邊，畸形緊挨優美”的美學原則做了生動的體現。

    愛斯梅拉達與克洛德·孚羅洛，是“善與惡”的對比。愛斯梅拉達是天使，是善的化身，她同情弱者，不以善小而不為；克洛德是魔鬼，是惡的代表，他表面道貌岸然，其實內心粗鄙骯臟，他殘害善良，摧毀美艷。在這“善與惡”的對比中，雨果的“善與惡并存，黑暗與光明相共”的美學原則得到了充分映證。

    愛斯梅拉達與弗比斯，是感情的真假對比。愛斯梅拉達執著追求愛情，真誠向往愛情，就算在面臨死亡時仍對弗比斯念念不忘；而弗比斯則是薄情寡義，玩弄感情，最后更是可恥地背叛了愛斯梅拉達。就算說他是置愛斯梅拉達于死地的元兇，也不為過。在這一對比中，突出了“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純真愛情受到薄情寡義的褻瀆。

    同時，圍繞著愛斯梅拉達的三個男人又自然而然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風流倜儻的弗比斯對待愛斯梅拉達虛情假意，玩弄她的感情，更是在與吉卜賽姑娘往來時腳踏兩只船；道貌岸然的克洛德對愛斯梅拉達有著強烈的占有欲，一旦遭到她的拒絕就施展陰謀詭計，最終將她置于死地；盡管相貌丑陋的加西莫多曾劫持過愛斯梅拉達，但那也是在他被騙的狀況下，才做出來的事情。后來為報答吉卜賽姑娘的“滴水之恩”，他甘愿冒著生命危險將她從絞刑架上搶救出來，并百般呵護照料她，更是對她萌生了純真的愛情，直至殉情而死。雨果正是通過這種人物與人物之間網絡式的交叉對比，不但使美丑得到了彰顯，善惡得到了明晰，而且人物形象更突出，藝術效果更強烈。

    《巴黎圣母院》不僅運用參照對比手法塑造了愛斯梅拉達、加西莫多、弗比斯、克洛德這幾個典型的人物形象，而且還運用這一手法描繪了法國社會，特別是巴黎社會的兩個不同群體：以法蘭西國王路易十一為代表的封建王室及上流社會和以乞丐王克洛潘為代表的下層社會。上層社會的統治者們，衣冠楚楚，舉止文明，但內心骯臟，野蠻殘忍，他們不僅對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平民百姓進行慘無人道的凌辱虐待殺戮，而且相互猜忌，明爭暗斗；下層社會的被壓迫者們雖然衣衫襤褸，舉止粗野，但他們心地善良，對內互敬互愛，對外則是團結一心。作者通過兩個群體的對比，不但向讀者展示了兩個不同的世界，更是突出了反教會、反封建的主旋律，深化了人道主義思想。

    總而言之，《巴黎圣母院》是雨果“對照審美原則”的經典范本。全書在多層次、多側面、全方位的對比參照中塑造了愛斯梅拉達、加西莫多、弗比斯、克洛德等典型形象，突出了他們鮮明的個性特征，深刻地揭示了真善美與假惡丑、崇高與滑稽、光明與黑暗既相輔相成，又有著不可調和的內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