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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慶假期,下午四點，蔣嶠西離開了位于尖沙咀的學生家庭，學生家長在他出門前問，明年年初是否還能過來上課：“她不喜歡奧數常規班和補習社的輔導老師,一定要我們請蔣老師明年繼續教她數學。”

    蔣嶠西接過了薪水，揣進兜里，抱歉道：“我之后沒有時間了。”

    他聲音里慣有一種低低的磁性，語氣也輕,透著冷，而這冷又是溫和的,是叫人很難挑剔的。

    好像他這人只不過天生情感比較稀薄,才使人無法繼續與他拉近距離，他并不冷漠，只是有點優等生的傲氣。從他自己一個人時的狀態來看,怎么都不像一個家境不好，只能出賣時間做家教打工的港大學生。

    蔣嶠西背了個書包,手里提著一兜學生家長臨別時送給他的糖心蘋果。他坐上荃灣線,一群曲棍球社的大學生坐到他旁邊的空座位上。當列車行過長長的隧道，蔣嶠西望向了窗外,什么都看不到,只能聽見同齡人在身邊笑。

    下車了，蔣嶠西從手中袋子里拿了兩顆蘋果,塞進自己書包里。太古廣場站滿是游客,他經過身邊擁堵的購物人潮,前往巴士站。

    游客手里提的紙袋是紅色，從chanel到salvatoreferraga|mo，紙袋撞在蔣嶠西身上，與他擦肩而過。

    蔣嶠西提著那兜蘋果坐上了巴士。他低頭看了眼腕表時間，從書包里拿出幾張訂好的ppt，這是之前忙著打工缺課了的講義。十幾分鐘，他看完了，把講義收起來。他站起來快速下車。

    快三年了。三年，一千多個日夜，蔣嶠西走進醫院病房樓的大門。走廊里，幾個小孩子正在嘻嘻哈哈地奔跑玩耍。蔣嶠西走到那間病房門口，看到護工正在為堂哥翻身叩背。堂嫂見他來了，轉身迎上來，蔣嶠西把手里的蘋果遞給她，他轉頭看了一眼隔壁空蕩蕩的床位：“他們走了？”

    “沒錢了，被小兒子接回家看護去了。”堂嫂說。

    趁堂嫂在屋里忙碌的工夫，蔣嶠西出去結賬了。醫院規定每五天結賬一次，單據打出來，房費、針藥費、檢查費、治療費……每一項羅列得清清楚楚，蔣嶠西低頭粗略檢查過了，他解下書包，拿出錢夾，把里面的現金掏出來付賬。

    等回到病房，蔣嶠西把褲兜里剛剛拿到手的一筆薪水放在了堂哥床頭桌上，用盛著冰毛巾的飯盒壓住。

    他手扶在病床邊的架子上，問：“哥，你今天心情好嗎？”

    堂哥已經結束了這個時段的翻身叩背，他仰躺著，口鼻連接著飼喂管、氧氣管，他的身體瘦骨嶙峋，讓病服凹陷下去，他的臉頰也是凹陷的，不過三十六歲，昔日的銀行家頭發花白、稀疏，應該理發了。

    他一雙眼睛睜著，眼窩深陷，眼珠濕潤得厲害。他的目光挪過來，聚焦在蔣嶠西臉上。他把眼緩緩慢慢地，朝他眨了一下。

    蔣嶠西伸手去握堂哥的手，近三年的臥床讓這個男人的手背皮膚松弛得如同褶皺的宣紙。手關節也是軟的，在蔣嶠西手里，沒有力量。小時候，這雙手常在體面的襯衫袖口外面握住方向盤，那時堂哥大學即將畢業，他每天興奮地離開中環，開車去接小他十六歲的蔣嶠西放學回家。堂哥高高地坐在駕駛座上，他眉飛色舞地對蔣嶠西描述著那么多，顧不上小堂弟其實是連一句都聽不懂的。蔣嶠西只是看著他，望著夕陽在車前窗留下的金色圓弧，那一幕的印象過于深刻，蔣嶠西很多年后還有這樣的印象：我也要成為像他一樣的人。

    蔣嶠西坐在病房外頭的長椅上，拆開書包里頭的文件夾，低頭繼續看ppt。堂嫂回來了，把洗好的蘋果遞給他。蔣嶠西擰開水杯，去接滿了水，他用筆在紙上寫筆記。堂嫂又過來了，要把床頭那疊錢還給他。

    “我用不著。”蔣嶠西抬頭對她說。

    “你是大學生正是花錢的時候，你怎么會用不著——”堂嫂皺眉道。

    蔣嶠西說：“用到我再找你拿。”

    堂嫂說：“你不會自己存錢？”

    蔣嶠西理所當然道：“不會。”

    堂嫂苦笑起來了，昔日美麗的眼尾長滿了皺紋：“那你應該快去約會，快找個女朋友幫你管錢，這么帥的弟弟怎么還是單身漢。”她要把錢塞到蔣嶠西的書包里。

    蔣嶠西說：“等我找著了再問你要，你先幫我存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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