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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陽國難會議一連開了六天，參加會議的人員每天都在減少，搞到最后甚至都不足百人了。

    整個會議期間，常凱申都沒怎么出面。只有汪兆銘跳得最兇，從頭到尾自彈自唱，對民主人士各種刁難和詰難，他似乎還非常享受這種風光。

    民主人士沒法在會議上尋求認同，于是紛紛轉到場外，利用報刊雜志抨擊國黨的獨裁統治。

    國黨當然也不示弱，中央委員張道藩在南京講話時，倒打一耙說：“國難會員原有400多人，僅到100多人。內中份子復雜，紅黃墨綠，無所不有……主張取消黨治者，原皆系黨派背景之政客，甚至為帝王軍閥之走狗。彼等昔日摧殘民治，現在根本無資格談政治。”

    張季鸞都沒有通知周赫煊，就在《大公報》發表社論，言辭犀利地對張道藩的誣陷做出回應。

    天津的《益世報》更厲害，直接指名道姓的罵汪兆銘是“政治騙子”，說他在野和在朝的表現判若兩人——在野時自詡民主自由、為民謀利，再次主政之后卻把自己說的話都當屁放了。

    此時的情況是，普通民眾、在野政客、社會名流、大資本家、報界傳媒、文化學者……通通呼吁取消訓政，實行民主憲政。

    不說民主憲政可不可行，反正大家是受夠了專制獨裁，頗有些“天下苦秦久矣”的味道。

    主要還是因為國黨太爛了，把社會各界、方方面面全都得罪完，連當初支持常凱申的江浙財團，此時都恨不得中央政府早日倒臺。

    國難會議的最后一天，汪兆銘慷慨激昂的發表宣言，歷數日本侵略東北與上海的罪行，表示非集中全國財力共作長期抗戰無以圖存。

    當討論到具體軍事問題時，常凱申的人趁機提出議案，以“抗日”名義收攏地方軍權，此提案“順利”得到通過，表現出了參會人員的拳拳報國之心。

    最后話題還是回到抗日上邊，有人主張堅決抵抗，有人主張外交解決，也有人說應做兩手準備。

    “周先生，你開會好幾天，怎么一言不發啊？”馬寅初突然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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