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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可是大學者、大人物，居然還來給咱們這些湊悶子。”

    “周先生大善人啊，我聽山東的親戚說，那邊已經(jīng)有人給周先生立長生牌位了。”

    “胡同口算命的劉瞎子說，周先生是文曲星轉(zhuǎn)世，那可了不得！”

    “我侄子還在周先生的希望小學念書，每天中午有糙面饅頭吃。那小子不僅長得壯了，學問也見長，報紙上的字兒都認得。”

    “……”

    只聽周赫煊的聲音繼續(xù)從收音機里傳出：“從一月份開始，天津老百姓最關(guān)心的話題，無疑就是電車漲價的事情。今天我們專門請到幾位嘉賓，美國哈佛大學博士、清華法學院長陳岱蓀先生，歡迎陳博士來中華電臺做客！”

    陳岱蓀說道：“大家好，我是陳岱蓀。”

    周赫煊又說：“還有英國倫敦大學博士、國際知名社會學家陶孟和先生，歡迎陶先生。”

    陶孟和笑道：“聽眾朋友們好，我是陶孟和。”

    周赫煊繼續(xù)說道：“最后一位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清華政治學系教授張奚若先生。張先生你好！”

    張奚若說：“周先生好，大家好，我是張奚若。”

    三位嘉賓介紹完畢，不管是普通老百姓，還是白領(lǐng)中產(chǎn)階級，都對這個節(jié)目肅然起敬。全是西方知名大學的博士、碩士啊，平時很難見到的，能聽他們聊天也是件幸事。

    周赫煊開始說到正題：“張教授，你對天津電車漲價風波怎么看？”

    張奚若道：“這漲價漲得毫無道理，我長期研究中國社會問題。以天津普通人的經(jīng)濟收入，跟電車公司漲價之后的票價，是完全不相符的。事實上，天津的電車票價，這十年來連續(xù)上漲好幾次，已經(jīng)比北平的票價都搞出12%。”

    周赫煊又問陳岱蓀：“天津電車公司這次漲價的理由，是說自身虧損嚴重，只有漲價才能維持運營。陳博士，你是研究經(jīng)濟、金融和財政的專家，你來說說詳細情況吧。”

    陳岱蓀侃侃而談：“天津電車公司成立于1904年，也就是28年前，電車在1906年正式運營。電車公司每年收益穩(wěn)定，早在1912年就已經(jīng)收回全部投資，剩下這30年的收入都屬于純利潤。到去年為止，天津電車電燈公司的毛利潤已經(jīng)接近400萬元，他們不可能會虧本。”

    周赫煊問道：“400萬元的毛利，那很多啊！這些錢都進了電車公司的口袋嗎？有沒有給天津政府上稅？”

    陳岱蓀解釋道：“電車電燈公司繳納給天津市政府的錢，不叫稅，而叫報效費，去年的實際報效數(shù)大概為12萬元。但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電車經(jīng)過租界時，需要支付給各租界一筆‘通過費’。單是去年支付給法租界的‘通過費’，就高達74萬元！”

    周赫煊總結(jié)道：“也即是說，比利時人在天津開電車公司，只給天津市政府上稅12萬元，卻給法租界繳了74萬元的過路費？”

    “是的，就是這樣，”陳岱蓀說，“電車公司交給各租界的過路費，加起來每年大概有160萬左右，但給天津市政府的報效費卻只有12萬元。”

    周赫煊問張奚若：“張先生，這符合常理嗎？”

    張奚若心直口快不怕得罪人，惱怒道：“這完全是不講道理的做法！電車屬于公共事業(yè)，電車占用了大量的街道空間，這些空間都是屬于全體天津市民的。不僅如此，電車還經(jīng)常撞傷撞死百姓，給老百姓的出行帶來了人身危險。因此，電車公司作為補償，不能收取過高的票價，同時還應該給政府納稅，用來改善市政環(huán)境和市民生活。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憑什么在中國的土地上開公司，正常繳稅只有12萬元，卻給各國租界上交160萬元的過路費？純粹是欺負人！”

    以前老百姓只覺得電車漲價不合理，但究竟怎么不合理，卻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現(xiàn)在聽幾位學者教授講道理，瞬間明白其中的內(nèi)情，一個個氣得破口大罵。

    “太埋汰人了，哪有這樣的？”

    “洋鬼子就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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