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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安德烈相同，讓·法亞爾也在《先鋒文學》雜志上推薦了《神女》，不過他的語氣就要客觀得多：

    “《神女》毫無疑問帶著藝術探索性質，作者營造出一個魔幻而現實的宏大世界，讓人很難分辨出虛與實的差別。或者說，根本不用去加以分辨，讀者只需要徜徉在那個夢幻世界，隨著女主人公經歷一個個冒險即可。河神、山神、土地、城隍、狐仙、幽靈……一個個陌生而又神秘的東方傳說陸續登場，它們似乎是女主人公的想象，又似乎真實存在過……《神女》是代表著當今世界文學高峰的巨著，具有驚世駭俗的藝術力量和思想力量。作者試圖通過女主人公的遭遇，與虛幻荒誕的民間傳說相結合，帶著一顆悲愴的心靈，去尋找中國迷失的溫暖的精神家園。”

    真正讓周赫煊名聲大噪的，是羅曼·羅蘭的評論文章：“我讀了《神女》，深受感動。我只記得青年時代，拜讀雨果的《悲慘世界》、巴爾扎卡的《人間喜劇》時，才有著如此震撼的閱讀體驗。周赫煊先生的作品《神女》，既有雨果的浪漫，又帶有巴爾扎克的批判諷刺，于黑暗之中向往光明，于冰冷當中尋找溫暖，于荒誕之中呼喚正義，這是一部難得的偉大作品。”

    羅曼·羅蘭此時定居在日內瓦，他早已被法國拋棄，甚至被法國主流文學界譏諷為虛偽。但他的影響力卻非常巨大，擁有無數粉絲和崇拜者，他的高度贊揚，瞬間讓《神女》在整個歐洲揚名。

    反倒是《狗官》，由于寫得太過直白，不那么討法國文學界喜歡，雖然讀者們對《狗官》的評價也頗高。

    1929年，這是二戰前法國出版界繁榮的最后一年。

    《神女》的首周銷量便達到3萬冊，第二周增至11萬冊（總銷量），第三周才終于減緩下來，總銷量剛剛突破15萬冊，《狗官》的同期銷量是7萬冊。

    從沒有哪個遠東作家的作品，能在法國圖書市場取得如此耀眼的成績，《神女》甚至在法國帶起一股“東方熱”。

    連帶著周赫煊的學術專著《大國崛起》、《槍炮、細菌與鋼鐵》、《菊與刀》，都隨之熱賣。特別是前兩本史學著作，因為順應了此時法國史學界對“新史學”的批判潮流，以其超越時代的學術觀點和方法，受到法國歷史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界的巨大關注。

    正好費弗爾和布洛赫的《經濟社會史年鑒》雜志創刊，許多力圖推翻“新史學”的學者，紛紛加入學術大討論中，這本雜志瞬間成為法國史學革命的陣地。

    怎么說呢，就相當于中國五四時代的《新青年》，這本《年鑒》雜志成為了史學革命的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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